战歌长响 民心永聚

    著名画家、音乐家丰子恺先生1938年在《谈抗战歌曲》中曾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70多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音乐历史，再现了当时抗战歌曲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动人情景。

    抗战歌曲之所以这样深入人心，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产生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它唱出了当时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抗日救国，成为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投身抗战的有力“武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反帝抗战呼声也随之响起。黄自先生的《抗敌歌》就是当时较早出现的、反映抗战内容的合唱作品。继之还有陈洪的《冲锋号》、应尚能的《吊吴淞》、周淑安的《抗日歌》和刘雪庵的《前线去》等一批抗战歌曲。虽然这些作品常常词语艰深，并带有较强的欧洲音乐风格，但都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豪情斗志，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努力走出“象牙塔”，用“新音乐”的语言来唤醒中国大众，奋起抵抗日寇的决心。其音乐所具有的号召性的音调、铿锵有力的节奏、短小精悍的曲式结构及强烈的时代气息，正是借鉴了西方音乐中进行曲的体裁和音乐风格，从而鲜明地表现出中华民族昂扬的斗志、坚定的信念和勇猛顽强的精神。我们可以从聂耳、任光、张曙、吕骥、马思聪、贺绿汀等人的抗日救亡歌曲中看到，他们正是利用了群众集体歌唱的这种“新音乐”形式，配以宣传抗日的白话新体诗歌，以简洁明快、通俗易唱，而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群众歌曲作品。特别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成为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当时积极投身到抗战音乐宣传中的大都是曾经受过新思想、新观念的热血青年，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使抗战音乐接近大众的思想情感，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才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通俗易懂的群众歌曲精品。从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到刘雪庵的《长城谣》，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到陆华柏的《故乡》、夏之秋的《思乡曲》；从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到张曙的《丈夫去当兵》、黄友棣的《杜鹃花》，再到郑律成的《延水谣》、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性、大众性的音乐风格的确立，使“新音乐”从当时学校音乐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为“新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也造就出像冼星海这样一批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以及像《黄河大合唱》这样辉煌的不朽篇章。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晓和牢记抗日战争对祖国人民所带来的惨痛历史灾难，这些经典音乐作品不仅真实地、多侧面地反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时也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辈，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剧变，思考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无疑，这些抗战音乐作品已成为今天逾越时代、凝聚民心最有力的媒介，它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永恒的经典。（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