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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媒体和学者对一些省份提高大学学费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从学费上涨的冲动、培养成本计量、资助体系调整等方面作了探讨。从现象看，这项动作仅是数字上的考量。然而，以笔者之见，我们必须从更广、更全面的视野来看待和思考大学学费提高的原因和过程。
首先，学校教育收费的变化似乎伴随着教育的起始和发展。数十年来，公办小学和初中从收学杂费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书本费免去了，而公办高中学费有所提高，大学从不收学费变为收学费，连研究生也开始要支付学费。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子女教育享受了九年（小学、初中）的国家福利后，高中、大学的教育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了。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收入（即分配利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的生活更幸福了。
再次，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各省市，甚至各大学，都设立了各种资助贫困的专项资金或基金。每年国家或社会组织对因病、因贫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困难家庭及成员都给予了相当的帮助。就大学而言，上海就提出了三个准则：“不因家贫而不敢报考上海的大学，不因家贫难录取而来不了上海的大学，不因家贫而辍学离校”，多年来一直落实得很好。由此可见，除了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不断迅速增加外，其他形式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的对教育、对家境贫困学生的资助也是迅速增加。这也是我国支出变化的一个特点。其结果是更多国民的家庭里出了第一代大学生。
综观之，无论国家、家庭还是个人，其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历史进展的现实。所以理性认识收支结构变化，是每个人与时俱进的必需。
目前，我国在利益分配和支出促进方面已做了许多事情。例如，对农业生产的税收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员的落户、医保提升了原为农民的福利。国家对每一次利益结构的调整让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就本次高校提高学费来说，许多学校也提高了资助费的比例，显然对家贫大学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说，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变化是国家改革发展提高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必需。
从数字考量，我相信，每个高校都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贫而辍学”。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我并不担心一些媒体提出的担心，但却非常希望各方在此之机，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我们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明天。细读一些报道，发现的担心就是低收入家庭受影响较大，其子女入大学的经济压力大。除了现有的措施外，我建议加大各方面改革与协调，共同解决这个并不困难的“难题”。为此，提出以下三点拙见：
其一，加大高校管理结构改革。综观全世界，即使在著名高校，大学生即便家庭不贫，也边学边打工，自谋学费、生活费。笔者曾任教美国某大学，上课即临，学生匆匆从打工地赶来，不足为奇。故我常说，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用功，也以此为一理由。当今，我国的大学生决非无能之辈，尽本人之力完成学习更显志气与勇气。同时，每所高校下设许多部门，人员济济。依笔者之意，完全可以减少人员，把这些岗位让给大学生，并给予合理的报酬。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外大学也是很自然的事。高校心中想一流，不能忘掉向管理一流的迈进。勤工俭学，不仅仅是解决“钱”的问题，这关系到办学宗旨的大事。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技术，更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等素质，勤工俭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故而笔者认为凡获助奖学金的学生，应该参加各种相应的工作。若被认同，建议对高校评价增加一条：参与勤工俭学的学生数和学校提供岗位比例与总数。
其二，开拓校企合作渠道。美国东北大学举办校企合作已有百年历史，即让学生学习若干学期后去公司企业工作一学期或做工，这当然解决了学生经济问题，又有了工作经历利于求业，故很受欢迎。但是，即便在上海，这项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其中原因有多：学校不够主动，企业无此意识和安排……其实，这是对企业对学校、对学生皆有利的好事。建议政府部门可以有所作为。
其三，舆论正确引导。依目前情况看，所有青少年都进入普通高校，然后都进入大学是不可能的，依社会人员结构需求看，也不必如此。所以许多青少年可以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就业。除了在工作中做出业绩外，目前开放大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即便在工作的同时进修大学课程，获得知识技术和文凭都是无障碍的。笔者认为不必把进大学说成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收支结构看，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每个人、每个家庭应该再思考支出的结构，除生活、娱乐、教育外，应该设立贡献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内容，例如资助高校的助学基金等。应该提倡每个人在享受社会福利的同时，奉献社会，聚沙也能成塔。企业享受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红利，理应为高等学校发展提供支撑，如提供勤工俭学岗位，资助助学基金等。应该记住教育与经济颇有“一荣皆荣”的关系。许多企业的运行能力提升可以作为一个论题予以研究。
（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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