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山仰止和返璞归真

    《邓小平传（1904—1974）》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经中央批准同意的邓小平传记，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依据大量内部档案材料撰写的邓小平传记，这也可以说是这部传记的最大特点。内部档案材料，包括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保存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邓小平的讲话、谈话记录和批示、电报、书信等文稿，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采访记录等。全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究竟有多大的量，真是无法统计。我们力图根据翔实可靠的材料写出信史。

    这部传记不是邓小平的全传，从邓小平的少年时代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后1974年正式复出工作，只写了邓小平的前七十年。邓小平人生、事业的高峰无疑是他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前七十年，也就没有他在新时期的二十多年。特别是，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前提。我们要真正了解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要了解他的一生。这部传记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前大半生的经历、活动和业绩，清晰地勾勒了他前大半生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前七十年也可以说是他走向人生事业高峰的跋涉和铺垫，漫长了些，古今中外也许罕见，但这就是邓小平！从这个角度说，这部传记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启示录。

邓小平的思想和性格特点是什么？

    撰写这部传记难度显而易见，经过多年努力，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编写组的同志，大都是长期从事中共文献研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的专家，都对邓小平的思想生平做过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但是真要写出他前七十年的生平传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任务完成后，我们掂着沉甸甸的书，感到传主邓小平何尝不就是这样一本厚厚的书呢？但在写作过程中，对这本书怎么揭开每一页，都颇为踌躇。写这部书究竟难在哪里？难的不是写他做过的事，难的是要写出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及思想发展脉络。如果不写出邓小平的思想，那还叫什么邓小平传？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与别的政党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党内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党内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写邓小平的思想，就要把他放到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中去写。写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不言而喻又是很难的。我们写邓小平传必须迎难而上，因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的色彩。如果回避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怎么可能写出邓小平呢？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和矛盾，在两个历史时期最为突出和集中，一是民主革命阶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期，一是社会主义阶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前都没干过，大家都从头探索，因此就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看法认识和主张，有时你可能是对的，他是错的；有时则可能他是对的，你是错的，而且，难免有思想上的交锋甚至激烈的交锋。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正是在上面讲的两个探索的时期思想最为活跃，而且他还经常处在党内思想交锋的中心位置，要不他怎么会有“三落三起”的经历呢？这部传记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围绕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思想交锋，写得相当细腻。包括“反冒进”问题、反右斗争及反右斗争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邓小平传》写这些，当然还是为了描写和刻画传主。传记对这一时期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和探索所取得的思想认识成果作了清晰的系统的梳理。他的一系列思想认识成果，可以说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同中央领导高层人物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比如，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不断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该不拘一格；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等等。如果回避党内思想斗争和党内矛盾，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就写不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正是邓小平思想的独特之处，是他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改革观的基本观点，并且成为他改革开放思想的源头。这是人物的“魂”，如果传记写人物也讲形神兼备的话，这就是人物的“神”！

    我们写邓小平传，不用说是带着对邓小平同志的真挚热爱和深厚感情的。热爱邓小平的，至少有几代人。三十年前国庆游行队伍里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不是代表着千百万人的心声吗？编写组的同志不少是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因此对邓小平的热爱和感情更进了一层。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一定没想到会由当时的考生在30多年后为他写传啊！有一位当代著名史学家说过，没有爱憎、没有感情倾向，是写不出有血有肉的历史的。但是，又确实不能因感情因素妨碍我们对历史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怎么避免感情因素影响对人物的评价呢？就是一条，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真正做到执之有据。编写组组建后好长时间并未动笔写，而是埋头搜集和阅读、研究档案和史料，可以说是咀嚼档案，咀嚼史料。而在写作过程中，编写组始终坚持没有史料、材料依据绝不轻易下结论。举一个例子，写1961年经济调整这一段，我们都记得邓小平当时在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公共食堂问题，曾经说过“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这句话，便把它写上去了。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话，反映了邓小平很重要的思想倾向。但到修改定稿时，却怎么也查不到这句话的确凿出处。这是邓小平说的好话啊，我们准备忍痛割爱。让人高兴的是，最后还是在一个县编的内部资料上找到了确凿的记载，而终于把这句话保留了下来。这句话多么具有邓小平思想和性格的特点！

邓小平究竟伟大在哪里？

    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也是克服人们包括我们编写者固有成见的最好办法。比如，反右扩大化错误，至今仍是一个让很多人难以释怀的问题。坊间说邓小平当时在中央一线岗位工作，整风“反右”他是具体组织、领导者之一，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他是主要责任者之一。我们脑子里多多少少也有这种疑惑，但是，当我们沉到那些历史档案里去之后，发现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对于反右斗争，邓小平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一样，他认为是很必要的。但在反右斗争兴起之后，明确地讲必须防止把右派分子划得过宽、过多，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要防止扩大化的错误的，是他。他甚至警告“这个时候最容易犯简单粗暴的毛病，如果犯了这毛病，将来运动过后，我们就要作检讨”。历史果然应验了他的这句话！那么，回过头来看，反右扩大化错误的责任，恐怕不能由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来承担。从战争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已经习惯了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当反右斗争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兴起之后，就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可以改变的了。要避免这种错误，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习惯的思维和思维方法！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历史中做到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正帅和副帅”的说法。境外有的出版物和国内有的人言之凿凿地认定：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外之意，“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当然是“正副帅”的责任了。我们查阅了“正副帅”说法的由来，搞清楚原来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八届七中全会可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会呀，毛泽东是让邓小平当他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副帅”啊！“大跃进”运动的副帅与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副帅，差别何其大！

    有一位名人传记作家说过，他每写一个伟大人物的传记，心灵都受到一次“朝圣”式的洗礼。像邓小平这样的一代伟人，他的地位和影响，已经被历史奠定和作出结论。邓小平从不把自己当作神圣，他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们写邓小平传，当然不会有“朝圣”的心理，但是，邓小平毕竟是一位高山仰止的伟人啊！这样，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究邓小平的伟大究竟在哪里？特别是还没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究竟伟大在哪里？

    书写完了，掩卷深思，我们似乎有了答案：邓小平的伟大当然体现在他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但从深层次来讲，更体现在他那些独到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品格上，这些更是他所独有的，是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要让读者了解他的优秀品格，还想让大家了解他的优秀品格是怎么形成的，让人们从中获得思想和人生的启迪。比如说，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大家都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印象很深，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可以说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化身。但他的这一思想品格绝不是到后来才有的，是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长期艰苦锤炼的结果。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可以说是从他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党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和秘书长时开始形成的。在那样一个岗位上，他先是亲身感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目睹了其对革命所造成的血淋淋的后果。特别是，他亲身参加了八七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可以想见，会上那些总结用鲜血换来的教训的发言，对他的震动和教育该有多大。后来他又在党中央机关亲身感受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正是带着对“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感受和教训，他后来去广西，在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七军转战的过程中，得以敏锐地觉察到并屡屡抵制新出现的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最大程度地减轻了革命力量的损失。而且，使他后来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照搬本本的实质看得比很多人都清楚。这才有了他在中央苏区时因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而导致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落”。他因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付出了代价！

一个勇于担当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品格，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担当，是伟大人物共同的精神品格，在邓小平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一生是勇挑重担的一生。他1929年去广西主持党的全面工作，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才二十五岁。很多人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队挺进大别山的事，却可能不太知道刘伯承、邓小平和刘邓部队当时究竟担负了多重的担子。千里跃进大别山，关系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十万大军要渡黄河越陇海线，涉过黄泛区及沙河、颍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稍有闪失即前功尽弃。多少年后，邓小平还回忆说，过黄泛区前，“听黄河的水要来，我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进军大别山难，在大别山站住脚更难。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部队兵分两路，由刘伯承率领一部分转到外线作战，邓小平率领一部分留在大别山内坚持内线作战。邓小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指挥10个旅的部队同国民党军队33个旅共80个团的兵力作战。他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有利于兄弟部队在其他地区作战，“对全局极有利”。这是怎样的一种让人感动的担当啊！

    作为总前委书记指挥六十万人对八十万人的淮海战役，无疑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篇章。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了。”这个大战役是由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同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纵队负责人会议上动员说：“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即使这一仗中原野战军拼光了也值得！”这又是一种怎样让人感动的担当！

    邓小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在敢于承担工作中错误的责任。说实话，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伟大人物并不一定都能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缺乏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包括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对这些错误的教训进行回顾和总结，是非常有益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已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内外拥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不仅对党的历史上的错误不加任何掩饰，而且还勇敢地为其承担责任。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毛泽东等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已不在世了，由他来承担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前面讲到，在反“右”斗争中，邓小平是很努力地防止扩大化倾向的，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导致许多正直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优秀党员干部、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遭受不幸。对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诚恳地说：“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诿过于人，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对待“大跃进”运动问题也是这样，邓小平从不推卸自己作为领导集体中一员的责任，换句话说，从不把这一责任都推到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身上。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胸襟！

一个返璞归真的邓小平

    邓小平晚年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深深的人民情结。这种情结，不仅表现在他一生所做的许多大事上，也表现在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上。这部传记记载了不少这样的细节，有时竟使我们在写作时也眼眶发热。当年，刘邓数万大军在大别山，到了深冬季节，邓小平同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单衣。为了不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他和刘伯承发动了一场自制棉衣的运动，他自己也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件单薄的棉衣。棉衣穿旧了，棉花都露出来了。身边工作人员让军需处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衣，请敢讲话的陈赓去劝他把旧棉衣换下来，但还是挨了他的剋，让人将新棉衣送给了战士穿。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警卫员找来点稻草要烧火给他烤烤写文件的手，他却让人赶快把稻草还给老百姓了。大别山穷，大别山人民穷，他不忍心动用老百姓的一根稻草！

    我们在撰写这部传记时，主观上有一种意识，就是既要揭示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又要反映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我们花了一定的笔墨去追寻他的个人情感历程，包括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后与家人的关系，他先后的三次婚恋，他家里添丁添口，特别是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后的家庭生活等。这恐怕也是这部传记与同类人物政治传记不同的一个地方。政治人物落难的时候，往往是他回归普通人情感状态的时候。这个传记用一个整章描写了邓小平在江西一个县办拖拉机厂做工的谪居生活。我们在这里给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邓小平，一个回归社会底层的邓小平，一个作为丈夫的邓小平，一个作为父亲的邓小平。为了不让身体不好的妻子劳累，他默默地把家里重一点的家务活都承担了起来。为了省钱，他不再抽好一点的烟，喝好一点的茶，甚至吃馊了的饭菜。他像普通父亲一样，过年过节盼着子女回家，把家人的团聚作为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可能会更加拉近读者与传主思想情感上的距离。

    邓小平的这种平静，反映了他的沉着坚毅，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支撑着他，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他心里装的绝对不只是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要重新担当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重新出来工作。后来，毛泽东曾经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说了两个字：“等待。”其实，他并不是在消极等待，而是在坚持不懈地为自己重新出来工作，哪怕是出来“做点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创造条件，做着应有的准备。而这些，则正是他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部传记里，我们试图努力做到既把他作为一个伟人来写，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邓小平传（1904—1974）》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