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数字时代的文化先知

一

    2004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刊发一篇题为《青少年的秘密生活》的专题文章，评论当时迷恋数字化生活的年轻人：“澳大利亚今天的青少年是对电子产品最娴熟、教育程度最高也是最有全球意识的一代。他们有钱，对努力学习找工作抱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很乐观。他们是‘点击进入’的一代，生活在民主化的家庭里，妥协谈判，觉得自己有权享受私人空间。”年轻人的数字化转变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惊奇，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希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家长和教育者对数字时代的态度比较复杂。北、上、广等地，微信购物已经开始渗透生活小区，足不出户，蔬菜水果可送货上门。家长也更乐于自己的孩子较早接触和掌握网络这一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其他很多地方，青少年接触网络还被社长视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

    不管是拥抱、犹豫还是抗拒，数字时代已经确凿无疑地到来了。曾经只是社交娱乐工具的互联网络，正在更大意义上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当很多人还徘徊在这扇缓缓开启的数字大门外时，《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门内”的视野。作为一名享有国际盛誉的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推陈出新，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领域中的数字媒体的使用，包括创意产业、数字化叙事、新闻、媒体化时尚等，探讨了商业和文化的动力机制与大众文化的潜能。哈特利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在本书中提到“中国世纪”，并辟专章研究中国的新兴风险文化和社会网络市场，研究世界顶级时装杂志落地中国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文化意义。也许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多个人化的特色，但这种关注是善意而理性的。与当下一些零星的数字网络文化传播研究相比，《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更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它提醒每一个已经站在Web 2.0时代大门前的读者，如何调整姿态，以一种新的目光关注新的时代，关注新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迫切的事情。

二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早年求学于英国，活跃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舞台。《数字时代的文化》即是向伯明翰学派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名著《读写能力的用途》一书致敬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时代的文化”的英文是“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直译是“数字读写能力的用途”，两书之间一脉相承，可谓一目了然。与其前辈一样，哈特利关注大众读写能力，而不同的是他关注的是在数字时代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霍加特认为，大众读写能力的提升，源于系统的工具性教育，也源于大众媒介的熏陶。他对流行文化熏陶下年轻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滥用的学习。与前辈相比，哈特利显然对数字媒体引导的知识生产更加乐观，其分析也更专业。在哈特利看来，我们时代的数字用户，再也不是英国50年代在美国流行风尚影响下浑浑噩噩的年轻人，而是更理智、更有目的性，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也更强的一代人。这是与我们时代的知识文化生产结构密切相关的。随着Youtube、Facebook、推特、微博、微信等数字平台的接连登场，过去那种拿着报纸或端坐在广播电视前，等待着文化精英和专业机构单向传播的被动接受模式被颠覆了。消费大众不仅掌握了主动搜索信息的能力，而且掌握了自主叙事的手段。简言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要我看”进化成了“我要看”，又进一步变成了“我要写”。作者用《数字叙事》一整章探讨了普通人如何通过电子平台，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完成个人的叙事。也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身份——独裁者、辅助者或是平等的对话者。这是一种切实的，希望打通精英和大众壁垒的知识生产的努力。

    这样的数字知识文化生产在中国也屡见不鲜。2005年创立的豆瓣网本来只是一个讨论书籍、电影、音乐的小众网站。到今天，“豆瓣读书”和“豆瓣电影”已经成了图书电影市场上权威性的评价之一。2010年创立的果壳网则以一种如哈特利所说的技术专家俯身下去清晰地宣讲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科技内容、倡导科技理念。如今，它已经成功引领了城市年轻人“科技关注力”的新时尚。2011年创立的知乎网，其口号是“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它以一种交互式问答（邀请某人回答）的方式，解答用户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可能会引来很多人的回应与探讨。这里面既有专业知识的呈现，也有个人经验的分享。趣味性、原创性、专业性熔于一炉，使知乎网很快崛起，并开始挑战“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传统的知识问答网站。如果说豆瓣网主打读者牌，果壳网走的是专家亲民路线，知乎网则开始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三个迅速崛起的文化知识网站，清晰地体现了中国数字文化生产的进阶模式。

    哈特利对我们时代真正的不满，在于他认为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系统性教授数字化学习的方法。对于许多志在提升自己眼界的年轻人来说，微博、微信等电子平台，正由娱乐社交工具，转变成知识储备、传播的工具。与之相对应的，是有大量的大学和出版社开始建立自己的微博、微信平台。相信在短时间内，这些传统的知识机构便会完成自身的“微平台”升级。如何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暴涨”，如何平衡数字媒体的娱乐与学习功能，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利用数字平台极大拓展知识积累，这些都没有纳入传统的学校教育范围。这不是一些人，而是整整一代的教育者面临着升级换代的急迫要求。在这背后，更是开放教育理念，跟进世界潮流的改革勇气。在数字时代的大门缓缓开启的今天，这种改革也许是痛苦而漫长的，但回报我们的也许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以及我们年轻人更开阔和光明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特利是一个时代的先驱者，《数字时代的文化》也是一本扎根过去、展望未来的预言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