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科扬：壮志若昔 信念如磐

    “今天的中国，完全超越了我青少年时的梦想。”坐在北京市朝阳区一间普通居室里，著名党建研究专家郑科扬回忆过往，神采飞扬。“我离休了，但没有离党。我愿意一直为党工作，迎接建党100周年，甚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

 

    83岁的郑科扬，党龄已有67年。从进步青年到地下党员，从党政干部到理论专家，他经风历雨、饱受磨砺，却始终抱持着一个不变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不二之选，研究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和“人生乐事”。

 

“我一生最重大的根本性转折，从此开始了”

 

    郑科扬青年时代最难忘的日子，是1947年6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那日，江油高中学生郑科扬请假不成，就翻越学校围墙，按规定时间来到一户农民家中，在他的入党介绍人和一位县委委员见证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章，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严守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却丝毫压抑不了郑科扬对未来“新天地”的热情向往。

 

    他清晰地记得，一个夜晚，高年级一位同学介绍他入党时的初次谈话。

 

    “你品学兼优，我想介绍你参加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是不是共产党？”

 

    “你先别问，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组织现在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劳苦大众。”

 

    “那就够了，我参加！”

 

    从入党那天起，郑科扬的人生历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学校党员搞学运、办壁报、闹学潮，支持进步老师排演《棠棣之花》《升官图》等话剧，揭露反动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思想。他以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为掩护做了许多工作，也在革命斗争中迎来了自己的爱情，与同班同学税蔚莲走到了一起，相伴至今。

 

    更大的变化，是内心信仰的逐渐清晰。

 

    郑科扬少年坎坷。父亲开了间卖麻制品的小店，一家人勉强度日。后来转营烟酒，境况略微宽纾，却先遭祖母、母亲相继离世，后遇邻家失火蔓延至自家，多年积蓄基本化为灰烬。坚强勤勉的父亲很快走出痛苦，与人合伙把绸缎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苦难没有放过这个家庭，1946年，父亲故去，留下郑科扬兄弟姐妹8人。大哥接过父亲的铺子后不久，被人欺骗、投资失利，将家产尽数赔光。此后，幺妹夭折，幺弟送人，骨肉离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保存军力，不惜牺牲人民生命财产，制造花园口决堤等事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弄得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虽家在川西北的小镇，郑科扬还是耳闻目睹农民抗粮抗丁、工人游行罢工、市民商人抗税罢市，学生罢课等情景。这一切使他深刻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人民极度贫困、社会急剧动荡，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朽、无能。

 

    他曾试图从书籍中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小时候，郑科扬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和四书等等，怀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可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实现愿望、改变社会的道路在哪里？

 

    在迷茫中，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引。

 

    “什么是共产主义？当时还很懵懂。但是认准了一点：要建立人民政权，‘解放劳苦大众’，就不会错。”郑科扬坦言。

 

    真正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始于1948年春上级送来的一篇文章和一本书。文章题为《自由主义者的画像》（后来郑科扬才知道就是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书是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郑科扬秘密地读完了他们，方知人民的困苦来自于剥削和压迫，而剥削和压迫来自社会经济制度，来自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护制度的统治阶级。他开始明白，推翻蒋介石政府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头脑一旦清醒，步子就更坚定。我一生最重大的根本性转折，从此开始了。”

 

“‘不行就学！’还是不行就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四川临近解放。这时，国民党疯狂抓捕进步人士，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年仅18岁的郑科扬和其他9名共产党员，经党组织做上层统战工作，进入国民党地方武装任上尉指导员，任务是掌握部队，迎接解放，降低损失，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他利用机会，抓紧工作，很快掌控了这支一百多人的部队。江油县解放前夕，国民党派的中队长趁乱逃匿，郑科扬当机立断，率队占领了中坝镇邮电大楼；又封锁城门，阻击国民党溃军，不让他们入城抢掠。解放后，郑科扬按照县委指示，将部队整编后，改为县警卫营的一个连。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转到县委机关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

 

    生活并不总如谍战剧般精彩。1959年，郑科扬从共青团绵阳地委书记的岗位走上了另一条重要而清苦的战线——理论和研究工作。

 

    1958年，毛主席鉴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要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工作，要求各省（市、区）各办一个理论刊物。四川省委主办的《上游》杂志，调郑科扬任编辑。两年后，党中央决定，从几个大区选调一批年轻人到中央机关有关部门作为理论工作后备人才培养，郑科扬也在其列，被分配至中央宣传部理论处。

 

    巨大的挑战很快显现出来。郑科扬上岗不久，就感到吃力和焦灼——一方面，理论工作做什么，怎么做？未经过系统训练的他并不清楚。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功底薄，只读过少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工作时别人讲得头头是道，他却听得云山雾罩。

 

    深感压力的他，硬着头皮去找领导吐苦水：“我的素质和能力干不了理论工作，是不是调错人了？还是放我回四川吧。”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许立群通过理论处处长给出了答复：“不行就学。”

 

    简单的四个字，斩钉截铁，一语点醒了郑科扬：“‘不行就学！’还是不行就跑？”“跑”算什么共产党员！他选择了学。

 

    一边埋头啃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一边阅读于光远、苏星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读物，对毛泽东著作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格外用心。在中宣部的前3年，郑科扬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还带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其时，夫人仍在四川农村锻炼，郑科扬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每天晚上，他先将孩子哄睡，然后洗衣、缝补，做毕家事，才能安心读书至深夜。这种勤学深研的精神，不但使郑科扬逐渐在理论领域得心应手，也成为他毕生不变的学风与作风。

 

“做党和人民需要的理论工作者”

 

    郑科扬一直以“做党和人民需要的理论工作者”来要求自己，也深深记得“文革”过后心灵上的一次震动。

 

    1978年，中央组织部筹办部刊《组工通讯》，当时已调至中组部的郑科扬被任命为部刊处处长。6月1日，《组工通讯》第一期刚发出，就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为推动拨乱反正，我们编发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其中提出‘凡是搞错了的案件，做错了的结论，不论是谁搞的，尤其是自己经办的，都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该否定的坚决否定，该纠正的坚决纠正’。各方面反应非常强烈，有赞扬，也有责难，甚至称其为‘翻案文章’”。

 

    这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特意召见郑科扬，把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逐字逐句念给他听：“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这段郑科扬早已熟知的话，再次而且永远地印在了郑科扬的脑海中，成为他做理论工作的准绳。

 

    其实，对郑科扬来说，这样的风波并不陌生，在他的工作生涯中，已经经历过三次。

 

    反右派运动、“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末期“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郑科扬均受到牵连、批判。历史进程的反复，个人发展的缓滞，没能消磨郑科扬的心志。每每遭遇挫折，他都更愿意反思自我。及至如今，他依然时常回顾自己的过去，自察省身。他认为，个人的遭遇同党在探索前进中的挫折分不开，一个党员不应因此怨人怨党，而应汲取经验教训：“党在顽强探索中前进，我们也在一步步懂得真理。马克思主义原著是真理，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回答当今面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只能在探索创新、不断前进中寻求解答。”

 

    积极的心态，坦荡的胸怀，实事求是的风格，让郑科扬的理论之路走得更为坚实。1983年，郑科扬由中组部部刊处处长直接担任研究室主任，其后历任中组部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研究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在参加或负责起草文件、撰写讲话、整理研究领导人著作等庞杂事务面前，郑科扬从未放弃了解实情、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如今，我们可从《郑科扬党建文存》《郑科扬自选集》中一窥他当年的思想脉络。之所以将文集称作“文存”，郑科扬另有深意：“这些文章成书出版时，我尽可能保持原状，就是为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检验我过去的看法和认识。”

 

    他的文章，始终贯穿着“大党建”的观点与视角，在学界影响深远。

 

    “我长期在中央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全局意识。研究党的建设，决不能目光短浅、视野狭窄，就党建论党建。研究党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形势。孤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孤立研究执政党建设，都不可能正确认识或回答面临的问题。”郑科扬认为，所有的党建问题，都应围绕三大问题展开研究：举什么旗，怎么举好；走什么道路，怎么走得顺当；执政后为谁掌权，怎么正确用权。

 

    从“大党建”的视角出发，他和十几位同志一起，在邓小平理论中解读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互融合的党建科学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他们精心研究、梳理出版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很受欢迎。今天，这仍是他不断研究和思考的一大领域。

 

“理论工作绝不能脱离实际。实践出真知，群众是英雄，基层有创造”

 

    满头白发，轻装简从。2014年4月，郑科扬的身影出现在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铁炉村。走访村办产业、询问基层党建做法、看望为带领村民致富献出生命的“好支书”张勇家人。年逾八旬的老人深入调研，一丝不苟，还不时记录着什么。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是郑科扬从青年时期就注意锻炼的基本功。进入中宣部前的14年中，郑科扬大多数时间在基层工作，深感人民群众的实践对于理论研究不可或缺。胡耀邦曾对他谆谆勉励：“‘实践丰富多彩，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们眼睛向下，留心观察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有做不完的题目、写不完的文章。”亲身感受和领导勉励，令他更加注重向基层、向群众、向下级学习。2000年，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郑科扬，终于有机会用更多时间下基层调研了。他从东、南到西、北，从乡村到企业、社区，考察着一个个党建发展的鲜活“样本”，提交出一份份厚重扎实的调研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

 

    他还记得重庆九龙坡海龙村一位普普通通的村支书。2010年秋，郑科扬赴海龙村调研，一跨进村展览室，就被墙上贴着的一篇短文吸引了。文章是几年前村支书自己写的，标题是《小岗之行话发展》。小岗村带动了全国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为什么“一夜迈过温饱线，20年进不了小康门”？村支书提出问题，并找到了三条原因：经济结构单一；集体经济不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不够。于是，村支书从海龙村实际出发，采取措施，发动群众，村中面貌在8年间发生了巨变。

 

    “这是来自基层的科学认识和实践创新，值得我们赞扬、学习。可见，理论工作绝不能脱离实际，实践出真知，群众是英雄，基层有创造。这是我在基层调研时一次又一次的切身感受。”郑科扬感慨不已。

 

    这几年，他把一些典型村落、企业视为联系点，多次前去。在湖北襄阳，他更深地理解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怎样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方控股集团，他感受到了先富的共产党员怎样保持和发挥先进性的感人之处；在四川江油市星火村，他看到了党组织怎样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激发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引导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现在，很多村民、企业家、工人把他当成自家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基层调研的经历与心得，令郑科扬更加深感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之后，郑科扬担任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他心目中，为理论工作添砖加瓦，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为了这一工程，十年来，尽管他一边担负着全国党建研究会、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等多项工作，一边悉心照顾缠绵病榻30载的发妻，却从未对工程书稿审定、参加会议等工作推诿敷衍。任务重时，他依然如年轻人般深夜伏案，一字一句地写下审读意见与修改建议。

 

    “我希望，这项工程能长久地抓下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有问题意识，加强对矛盾、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同时加强队伍建设、拓展对外交流，把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更好地用起来、传出去。”郑老的建议如此殷切。

 

    记者询问郑科扬如何自我评价，他兴致颇高地翻出了一本诗册：“袁宝华同志90大寿时，曾写诗赠我，我也和诗一首，或许这首诗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言毕，他一字一句地念出了这首《答袁公》：“九旬赋诗非自嘲，略抒文采令人陶。思敏身捷老当少，壮志若昔信念牢。国运中兴正展俏，愿与苍生共欢笑。名利更比浮尘小，甘作红烛我尽烧。”

 

    （专家名片：郑科扬，著名党建研究专家。1931年7月出生于四川江油。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历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研究员，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报记者 杨 谧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