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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15日 星期五

    留声机

    “大酱园”的故事

    陈虹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15日   15 版)
    父亲陈白尘在“大酱园”中写作。此屋的前主人是赵树理。

        大酱园者,中国作家协会宿舍也。

        它的详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

        根据我的发小欣久考证,这条名为东总布的胡同形成于元代,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一九一三年,家住此地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为了出入方便,于自家门前的黄土路上捐资铺就了柏油路面,于是这条胡同便成为了京城中有史可查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其实,它的有名还不仅仅于此,就在这条全长不到一公里的胡同里,竟然先后居住过无数的名人——当年瞿秋白的俄文专修所即设在这里,而张学良、沈钧儒、史良、李宗仁、班禅、李济深、陈香梅、马寅初、陈岱孙等一大批名流名家也都曾是这条胡同的居民。

        一九五二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为了让驻京的作家们有个安居之所,次年便花钱买下了胡同西口的这个“大酱园”。当初的它,是一个拥有三进大院并连带一个临街铺面的深宅;据说老板是个山西人,卖房时附带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条件:必须连同院内的三百多口酱缸一道买下来。

        就这样,罗烽、白朗、金近、严文井、秦兆阳、萧乾、康濯、艾芜、刘白羽、张光年、赵树理、陈白尘、舒群、菡子、草明等一大批作家前前后后搬了进来,从此“大酱园”便进入了风风雨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然而童年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大酱园”中的这些新主人是什么人物,在我们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和蔼可亲的叔叔和阿姨们。

        萧乾叔叔的家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它的凌乱而又杂沓——床上的被子似乎从来不叠,桌上的杂物也似乎从来不收拾,但这一切正好可以让我们毫无顾忌地闯进去,再无法无天地玩耍一番,而那位坐在躺椅上的酷似弥勒佛样的主人,则永远对我们展露着和蔼的微笑。

        赵树理伯伯变的“戏法”实在令人叫绝,一会儿是一个纸团,一会儿是一颗球,随着他口中的喃喃细语“没了,没了”,居然真的不知了去向。后来只要哪家有小孩一哭闹,他的“表演”就会自动送上门去,于是后院中的几个“皮猴子”全都成了他最忠实的观众。

        严文井叔叔年纪不大却早早谢了顶,我的那个刚刚会说话的弟弟,一见他就拍起小手:“咪咪毛罔。”——“咪咪毛”者,头发也;“罔”者,无也,它来自老保姆的乡音,且要读成màng矣。文井叔叔却从来不生气。

        秦兆阳叔叔写过一篇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一位聪明的小伙伴悄悄告诉大家:“你们看,他家里已经有了一个‘燕子’和一个‘万里’了,‘燕子’和‘万里’的妈妈如果再生小娃娃的话,一定叫‘飞行记’!”这一笑话据说后来被兆阳叔叔知道了,笑得他差点没背过气去。

        童年的“大酱园”内,到处充满着欢笑,充满着温馨。

        欣久曾经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的老师想通过我去邀请金近、张天翼两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跟小朋友们见见面,但我这个只识面孔、不知名字的傻丫头竟然不知道他们是谁。”

        的确,那时的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知道他们是谁呢?但这样的“懵懂”与“不识泰山”,今天想来,除了自己的年幼无知外,这些大作家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其一,他们为什么要有两个名字?这可让我们这些连字都不会写的娃娃们怎能搞得明白。比如:艾芜伯伯好像并不姓艾,因为他家的孩子全都姓汤;草明阿姨也不姓草,她的女儿明明叫“吴纳佳”……这样的“混乱”,困扰的又岂止是我们这群孩子,就连作协医务室的姜大夫也是一头雾水。那天毛地去看病,他想一想便在他的病历卡上写了“康毛地”三个字,康濯的儿子能不姓康吗?自以为是的姜大夫颇为得意。殊不知,康濯叔叔偏偏就不姓康。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才知道,当年康濯叔叔在延安时曾经担任过一个什么团体的主席,于是人们都称呼他为“毛主席”。这还得了?他立马为自己重新起了一个笔名,从此便很少有人知道他姓毛了。

        其二,按照今天人们的推理,这些大作家们应该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此在为自己后代起名时,也一定是深奥而高雅,或是来自《诗经》,或是引自《尚书》。殊不知,阮章竞的闺女叫“援朝”,舒群的儿子叫“和平”,一听就跟老百姓家的一模一样,完全是“时代的产物”;而萧乾家的老大叫“铁柱”,赵树理的三个小子,依次排名为“大虎”“二虎”“三虎”,这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

        不过有一点,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大酱园”的与众不同——各家的大人们晚上都不睡觉,早上都不起床,而且大多数也不按时去机关上班,整天都是趴在自家的写字台上写啊,写啊,写个没完。前院的小妹上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便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个作家,整天坐在家里。”——她说得没错,作家者,“坐家”也。她的爸爸读完后大笑不已,我的爸爸知道后连连喷饭。

        少不更事的我们自然没有任何优越感,直到进入中文系读书时,才被人们不止一次地问道:“你们这些作家的后代,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这跟遗传有关系吗?”说实话,依照我的孤陋寡闻,只知道从事音乐、美术、体育的人似乎都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唯独写文章者怕是难以传代。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一点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耳濡目染、日久熏陶——那一扇扇彻夜不眠的窗口,那一个个石雕一般的身影,让我们懂得了痴迷,懂得了忘我,懂得了陶醉,懂得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个神秘的世界……可不是么,那天三岁的弟弟不小心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脑袋着地,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坐在写字台前的爸,竟然连头都不抬,只应了一句:“等我把这句台词写完。”

        我不知道“大酱园”里别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我明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怕吵;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安静。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记住了这样一个“宗旨”:说话要轻,走路要轻,一切一切都要轻。

        ——别了,花木丛中的“过娃娃家”;别了,房前屋后的“大闹天宫”。曾几何时,我们一下子都开了“窍”,从此“大酱园”中便只有鸟鸣而无喧闹了……

        (摘自《童年啊,童年》,陈虹/文,《悦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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