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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臻完备的技术手段现在已经能够将人类所有的想象变为影像现实，这昭示着电影进入了全能时代，电影的艺术表达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技术手段，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创意以及实现这个创意的能力。当相应的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人们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以及如何将这些创意从可能变成现实，成为关系到电影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创意不能与商业完全对立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中，电影被纳入了文化产业范畴——不要误以为将电影纳入与企业相关联的文化产业是对电影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的“搁置”，恰恰相反，明确电影的文化产业属性，正意味着对电影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是因为文化产业是一种将创意置于其行业发展核心地位的“内容产业”。“内容为王”是文化产业的第一属性。
创意，在电影产业化的过程中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那种认为“创意要尽可能地远离商业，惟有这样才能兴盛”的观点以及将创意与商业两极化的认识，实际上会蒙蔽我们对媒介与大众文化的了解。尽管创意与商业之间仍然存在着对立、冲突甚至相悖的情况，包括创意内在的艺术特性可能会与商业固有的经济属性相互矛盾，可是创意终究会为商业市场的拓展提供最直接的智力支持。
目前，面对中国电影的现实处境，我们既需要那种能够与好莱坞大片进行正面交锋的商业电影巨制，来争夺电影市场份额；同时也需要那种能够批量生产的常规影片，为大众的日常文化消费，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电影市场，提供标准化、系列化、类型化的主导型产品。所以，到底为观众提供怎样的电影产品，这是电影在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导演、编剧、演员的确定以及剧本的写作这类具体的创作问题。
预设有导向的价值空间
其实，在电影产业生产体系中，创意并不是与制作、传播、消费相互关联的一个简单要素，好像一次性解决了就能一劳永逸，而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的关键因素，具有连续性、关联性。我们不能将电影的创意看作一个文学性命题，只停留在策划与剧作的“纸面功夫”上。这其实是对电影创意的一种曲解。尽管一部电影的剧本创意在整个电影生产环节中极其重要，尽管电影的许多创意成果都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确定电影拍摄的文学脚本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被认为是改变电影历史的重要观念之一，但这绝不意味着电影的创意是一个仅仅局限在电影文学范畴内的命题，电影的创意从来都不是只针对剧作而言的。大多数剧本在拍摄时会进行修改，也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界的共识。
现在，中国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重组与分化，大众心理也正处于一种多样文化价值观相互交汇与分流的时代。不论是基于电影的商业考虑，还是立足电影的社会责任，电影的价值取向都是创作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一部影片在叙事逻辑和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更应注重一部电影在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一部影片预先设定的“价值空间”给予必要的关注。即便我们身处一种多样文化交融的社会语境中，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其价值定位也应当与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为基准，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圭臬，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倾斜或移位。
情节推进要契合观众需求
与一般商品相比，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它的内容层面必定涉及人类的情感、道德、心理、文化等因素，而且这些又都涉及人类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念。所以，任何电影的创意从根本上讲，其核心所在就是建构人们对于社会、人生以及生命价值的终极定位。不论故事编得多么曲折复杂，也不论影像的制作多么光怪陆离，每部电影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传导意图。
电影，作为一种影像的叙事体系，其创意的根本是要“讲好一个好故事”。正如美国影片《星球大战》的制片人马克·拜尔斯所说：“我对于电影的信念总结起来是一句娱乐业的古老名言——讲好一个好故事。无论是武术、动作电影还是家庭戏剧，无论是惊险片还是浪漫喜剧，这句话都同样适用。这才是其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所以，不要以为主旋律影视作品都在说教，其实它们所表达的人生哲学是许多其他题材并不具备的。那年，国内电视台纷纷播放韩国历史剧《大长今》的时候，韩国却在热播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长征》。是他们对中国革命成功与否感兴趣吗？是他们对电视剧中的战争战略感兴趣吗？我想都不是。真正吸引他们的应该是剧中那些在逆境中摆脱艰难困苦的人的命运——因为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人们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寻求精神的教诲和心灵的启迪。从这种意义上看，《长征》是最好的人生励志教科书，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最重要的是这些启示不是来自于说教，而是来自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生存境遇中，许多电影正逐渐从那种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观念中走出来，越来越关注观众对叙事逻辑的接受程度，这样能在创意的初期就着手设计如何将观众的心理需求“缝合”到影片的故事情节之中，进而使电影在商业上赢得观众越来越多的认可。电影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应当成为一种外在于影片叙事的“额外”要求，加入到导演的工作台本之中，而是应当与电影公司的商业策划和营销方案一起整合在电影的制作方案之中。
同时，我们在为一部电影的市场胜利而欢呼的时候，除了总结和推广其商业创意与营销策略之外，更应当关注整部影片的文化价值表达。影片《集结号》当年不仅在招商银行获得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担保贷款，而且还成功进行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如果说，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关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那么《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能够永生，关注的是普通人牺牲后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说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不要以为只有美国电影在讲述人的价值，中国电影只讲述人的牺牲。国产电影所寄予的旷世情怀其实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好莱坞电影“美国至上”的价值观。
创意不仅限于原创
我们强调电影创意的重要，并不是说电影的全部创作都要依赖原创。能够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创作题材，为电影提供量身定做的剧本固然好，而根据小说、戏曲、话剧等现有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同样有其艺术价值。不只是选材创作过程得到了创意的支持，营销发行上的创新做法也为电影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以借鉴的素材极其有限，像影片《张思德》可供选择的历史资料几乎为零。可由于从创作之初影片就有明确定位，锁定了特定的放映日期和拍摄周期，最后不仅实现了预期的社会效益，还创造了良好的市场业绩，并且专门开创了一个以纪念日为标志的特殊电影放映档期，为主旋律电影的市场运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包括《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全明星策略，其做法虽然引起一些争议，但这种创意毕竟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市场营销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还有诸如《走路上学》和《西风烈》，素材就是《南方周末》上的两篇报告文学，但经过电影化的再创造，前者将一个山区孩子通过江上滑索上学的真实故事，升华成一个姐弟之间生死相依的情感传奇；后者在中国刑警的特定题材上“嫁接”了西方公路片的类型化元素，使其叙事风格带有强烈的兼容主义的美学品质。包括第五代导演的发轫之作《黄土地》同样也是改编自郭小川的一首长篇叙事诗，由此可见，电影的创意之路可谓四通八达。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有许多外国制片公司开始从视频游戏中选取素材进行电影拍摄，如《古墓丽影》《生或死》《生化危机》。大千世界，电影的创意资源随处可见，对它们的创造性开掘必将为电影增添新的艺术活力。
对于百花齐放的电影艺术世界而言，不同题材、不同类型，在保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必然在电影的职能上各有侧重。所以，我们的电影既可以有像《建国大业》那样以中国革命的恢弘历史为题材的鸿篇巨制，也可以有像《人再囧途之泰囧》那样以普通百姓生活为基础的草根喜剧；既首肯像《百鸟朝凤》那样传承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言志之作，还欢迎像《洋妞到我家》这样直面家庭生活，抒发现实梦想的影片……毕竟，我们不能指望一种电影来支撑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完成电影的所有职能。基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创意应当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繁荣，开启气象万千的未来之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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