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治理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

    现代智库是以服务公共事务决策、服务社会为宗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地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和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现代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传播社会知识影响公众，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强大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伴随着智库的角色，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的竞争和博弈，对国际进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智库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发展大事记

 

    ●2013年11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它表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2014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在讲话中他说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是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不断拿出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

 

中国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当前我国党政军、社会科学院和民间等三类智库中，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大约有212家，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城市化、生态、国际关系、党建等领域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建言献策，这些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我国智库建设不断发展，各类智库不断建立，决策咨询水平不断提高，决策咨询质量明显增强，智库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智库。

 

    1.我国已形成一批较为活跃的智库。据《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有6826家，其中美国有1828家，在全球智库排名第一，我国有426家位居全球第二，英国有268家排名第三。《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我国党政军、社会科学院和民间等三类智库比较活跃，其中60%分布在东部沿海。（由于服务对象和精确范围难以确定，高校智库未包含在这个报告的统计中。）

 

    2.官方智库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主体作用。我国智库按照机构属性可划分为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四类。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一批智囊团，包括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这三个机构于1985年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六个政策研究咨询机构。随后地方省委政府和中央部委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经济研究中心。这些机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开端，它们主要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了许多影响重大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意见，对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造就了一批治国精英。如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启蒙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

 

    3.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智库功能日益强化。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发挥承担文件、文稿起草工作，贴近决策层、实时了解决策需求的特性，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挖掘和开发了智库功能。为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等科研和人才资源的优势，教育部2014年2月10日发布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社科院系统按照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努力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加快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发挥了社科院的智库功能。在《2013全球智库发展报告》全球智库排行榜前一百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榜上有名。

 

    4.地方党委政府在决策中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发挥智库作用，地方党委政府亦是如此，在决策中非常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广泛拓展决策咨询机构的种类和范围（包括地方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国内智库和国外智库），建立智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机制。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组建了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近年来，在自贸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工落户配套、产能过剩治理等方面，地方智库参与地方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

 

    5.民间智库有所发展，已成为我智库的组成部分。民间智库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如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1986年9月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实质是改革和创新新型民间智库的最初尝试。20世纪90年代，所谓民间智库真正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并不多，大量的民间智库是“下海”经商的一种形式，多为商业咨询性质，如给地方政府做发展战略咨询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决策咨询课题的竞投标，经常活跃着民间智库身影。我国的民间智库，在不同时期活跃程度不一，但真正以服务公共决策为己任的仍然比较少，还有待发展。

 

    6.我国智库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化趋势明显增强。我国一些主要智库明确提出开放性、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建设，积极组织和参与全球性、区域性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国际智库论坛、峰会、智库评估等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的智库人员交流活动,开展国际智库课题合作研究，建立海外专家库，积极探索建立智库海外分支机构等，逐步扩大了我国智库的全球视野和话语权。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

 

    在我国智库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智库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在：我国智库发展水平和在决策咨询中发挥的作用,远未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望；与国际一流及顶尖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少、水平低；我国智库的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还不够;我国还缺乏国际一流及顶尖智库，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比较欠缺；我国智库在公共决策中、在法律制度上还缺乏明确定位；我国智库管理还缺乏有效统筹，尤其是民间智库缺乏与政府直接交流的平台和渠道，智库机构合作与竞争程度还十分有限；我国官方智库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经费管理等与智库建设需要还存在脱节，公共性还有待提高。

 

中国智库发展新定位新方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新概念。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制度体系建设，对其“特色”“新型”基本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事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和定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有世界眼光，借鉴国际上智库建设的普遍经验，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党情。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国公共需求日益多样化，生产要素高速流动，加上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矛盾丛生，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国际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决策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变得更加纷繁复杂。智库对决策者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建设。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会议活动上多次强调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智库作用，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我国智库发展一个新的里程碑。我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纳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去理解和把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必须服从于总体系。

 

    中国智库的“特色”，首先，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这个前提，对很多关于我国智库的争论就会掉入陷阱，比如谈智库“独立性”问题，如果不从“总目标”这个根本去理解和把握，就会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其次，中国智库的“特色”，是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追求客观、公正、管用、有效，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第三，中国智库的“特色”，是官方智库和非官方智库多元、共同发展。在中国，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是党和国家决策智力支持的主力，同时也要积极推动民间智库发展，引导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扶持和鼓励真正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智库机构发展壮大。

 

    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则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在于把智库从制度上规范化地纳入公共决策体系之中；智库要做政策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进行多功能发展；官办智库应当与民间智库对接，成为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渠道和平台；要建立适合于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加强智库的开放性、国际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坚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向，特别要处理好所谓的“独立性”问题。

 

    智库研究独立性本是一个如何提高智库决策咨询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是指智库研究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立场，研究成果要立场相对公允、站得住、预测得准。然而，一些讨论中所说的智库“独立性”，其含义已偏离本义，一些人提出智库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否定我国现行宪法。这里“独立性”已变成一个伪问题，涉及智库建设的方向，这种偏离毫无疑问会伤害智库的健康发展。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国际顶尖智库所称的“独立性”，也是具体研究上的独立性，而非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是“非政党化”。美国传统基金会是共和党的大本营，这些人在共和党执政时即进白宫，卸职了就成智库顾问。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宣称，独立性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是外界判定其能否成为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但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是民主党人，他们为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现实中，智库研究不论是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还是国内议题，其研究成果必然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国家、政府、社会以及智库的多元共治，而不是搞智库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对立，更不是对抗。智库如果脱离了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性质，其“独立性”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谈智库独立性要把握好国家、政府、社会和智库关系，要引导智库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而不应抽象地强调所谓“独立性”。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良性运行机制，在智库制度机制设计上，要处理好官办与民办、公开性与保密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国际性，以及智库发展的单一性与多元性、政治性与所谓独立性的关系。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注重建立以下体制机制：

 

    第一，建立智库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要确立鼓励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实现智库参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第二，要建立智库公共竞争机制，提升智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要积极发展多类型、多层次不同智库，包括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高校、社科院、党政军智库，战略性、专业性智库，全国性、区域性智库等，鼓励和推动各类智库之间的良性竞争。

 

    第三，要建立全国智库评估机制，推动智库科学健康发展。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开展的智库评价工作，为推动中国智库建设做出了贡献。要建立智库评估机制、评估体系，确立客观评价标准，评估机制将来可与国家智库发展基金、选题机制相结合，以确立其权威性。

 

    第四，要建立国家重大课题选题确定和发布机制。智库为国家决策服务，国家要建立一种发挥智库作用的选题确定机制。通过选题确定机制，真正把国家需要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好。

 

    第五，要建立国家智库发展经费支持机制。对智库给予免税等税收优惠，不具有可操作性。应考虑设立国家财政智库预算科目，体现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要求。同时，鼓励和建立多种形式的智库扶持机制，积极推动制定“国家关于智库发展经费管理办法”。

 

    第六，要建立开放竞争的智库人才管理和运行机制。智库具有资金密集和人才密集两个特点，要高度重视建立适合智库运行规律的人才管理机制，建立有利于发挥智库人才积极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

 

    第七，要建立全国智库成果交流和传播的平台机制。最主要的是为非官方智库提供沟通平台和渠道，便于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这个平台机制建设，可由某一官方智库来承担，并汇集民间智库意见和建议。

 

    第八，要建立参与国际智库合作交流的机制。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有话语权，必须有全球化的国家思维。这要求建立参与国际智库合作交流的机制，通过合作交流推动培育和建设若干世界一流智库、顶尖智库。

 

我国智库的四种类型

 

    党政军智库

 

    通过立法或行政组织条例组建，在党、政、军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地的党校。

 

    社会科学院

 

    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智库。社科院是对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非政府机构，经费来自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主要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政策咨询。

 

    高校智库

 

    隶属于大学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协助下创建的，具有高层次人才聚集、学科领先且综合性强等优势。

 

    民间智库

 

    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