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横扫柏林电影节,成为第一部夺得金熊奖的伊朗电影,此外这部电影还囊括了其他19个国际奖项,可以说是伊朗电影史上获奖最多的电影,代表伊朗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次别离》都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伊朗电影,它既继承了阿巴斯那一代导演奠定的现实主义底蕴和传统,也表现出伊朗电影经常忽视的戏剧性和复杂性,影片在奖项和票房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在法国上映后累积观众近一百万人次,比之前任何一部伊朗电影票房的五倍还多。
阿斯哈·法哈蒂生于1972年,他从小立志拍电影,但是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却被派去学习戏剧。本来他认为这是命运的捉弄,结果他迷上了戏剧,戏剧反过来成为支撑他电影创作的重要源泉。他的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英国荒诞派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作品中“停顿”和“沉默”之作用》,哈罗德·品特戏剧中的“停顿”显然对法哈蒂处理电影节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法哈蒂之所以能成为伊朗新一代导演中最快步入世界舞台的人,在于他有着卓越的编剧技巧。《一次别离》讲述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分别遭遇困境后,因一场民事纠纷而纠缠在一起的故事。纳德与西敏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夫妻,有一个女儿特梅。西敏为了女儿,希望全家移居国外,但遭到了纳德的反对,因为纳德无法抛弃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两人因此对簿公堂,准备离婚。西敏从家中搬出后,纳德分身乏术,雇佣了一位女护工瑞茨来照顾父亲。瑞茨是一位贫寒阶层的信徒,她出来做工是为了偿还债务,她在照顾纳德父亲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除了宗教禁忌不能碰触异性之外,还要带着小女儿。纳德有一天回家后发现,父亲被绑在床上,晕倒在床边,他愤怒地把瑞茨赶出家门,没想到怀孕的瑞茨竟然流产了,瑞茨的丈夫怒不可遏,把纳德告上法庭。就在各方矛盾冲突逐渐汇集时,瑞茨面对法律和宗教的考问说出了真相。她流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纳德,但是事件已找不到最好的和解方法。
《一次别离》展现了一桩小事在伊朗社会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婚姻家庭题材在世界电影里是老生常谈,但法哈蒂的绝妙之处在于切入点不是普通家庭纠纷,而是法律事件。婚姻中的对错问题如果真变成民事诉讼案件,放在法庭上作出对错判断,所有的矛盾和细节都变得张力十足。导演选择两个民事诉讼案件(离婚和流产纠纷)作为切口非常聪明,他通过必须判断对错、必须给人答案的法律,打开了政治、婚姻、父子、两性、宗教等伊朗社会的大剖面,这就是《一次别离》在剧作上成功之处。在欧洲导演中,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选题上也有这个特点,因此很容易让观众卷入复杂的矛盾关系而陷入判断的两难状态。导演把一个开明、富有的家庭与一个贫穷、虔诚的家庭对立起来,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而不做任何判断。流产意外发生后,剧情全面卷入法律,证据的关键在于纳德是否知道瑞茨已怀孕,如果他知道,可能会被判处“杀人罪”,这开始涉及法律对生命的定义,让难分难解的家庭纠纷和劳工纠纷变成严肃的法律事务。纳德要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不知情”,然而妻子西敏和女儿特梅心理清楚,纳德早就知道瑞茨有孕在身,他的谎言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在法律面前,道德、宗教和亲情中所有复杂、暧昧、犹豫的动机和情感都必须澄清,这恰恰是影片剧作上的魅力,让影片成为层层推进的伦理剧。
比起《关于伊丽》等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反应的性别问题更加隐蔽。至少在纳德家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西敏是拥有平等和自由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刻画了多少面的人性,导演始终保持对女性的“尊重”态度。作为旁观者的女儿特梅,这个小女孩尽管处在情节主线的边缘,但却在故事中默默完成了自我构建,父亲纳德用社会来教育她成长,母亲西敏与她有着深刻的默契。但她必须为这场复杂的矛盾选择一个结局。影片还隐藏了伊朗知识女性为寻求自由而付出代价的主题,西敏不停地影响这个家庭,她是进步开放的知识女性代表,她对移民问题的固执己见似乎是所有矛盾的起因,但是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的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被暗示为她心目中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艺术处理上,导演尽可能做到点到即止、大成若缺。《一次别离》寻求的不是伦理与法律的缝合,而是“分离”的艰难,“分离”有一语双关的含义,一方面指主人公纳德与西敏的离婚和分居,另一方面指现代伊朗人因价值观不同的阶层分化。影片涉及社会地位、财产、教育、宗教、性别、子女关系等话题,但是导演没有刻意地利用象征主义,也没有滥用伊朗的现实以在国际舞台上讨巧西方,而是通过非凡的叙事掌控能力,把这些话题,巧妙地讲成故事。影片的结尾体现出东方式的克制和留白,小女儿含着眼泪,她必须向法官(观众)宣布到底选择父亲还是母亲,但是影片没有说出她的选择,纳德与西敏则在走廊里默默等待这个结果,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着。这个开放式结局,成为伊朗社会复杂关系的缩影。
(李洋,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