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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锲的交往迄今整整四十年了。作协召开张锲创作研讨会，我因病住院不能参加，过意不去，只好蜷缩于病榻之上，潦草写下若干印象，聊表哀思和纪念。
“文革”后期韩瀚陪张锲到我的净土寺胡同家中来看我。我可能是第一个接待安徽人张锲的北京作家。一来二去，他后来有机会常来北京，他为有心摆脱而难以摆脱“四人帮”的“三突出”“高大全”那一套极“左”的束缚而苦恼。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很谈得来，我当时即感到张锲是个有抱负，有志气，有见识，也有才气，必有前途的人。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张锲住在北京人艺招待所写作话剧剧本《祖国之恋》，到我家来得就更勤了，话题也更广泛了，我由此深切地了解了他当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长达二十年的困苦、屈辱的经历与热情坚毅的性格。张锲很勤奋，他除了创作剧本还写诗，也写评论，他当时写的评论老舍《茶馆》的文章《葬歌，镜子及其他——重看老舍同志的〈茶馆〉》，评论曹禺《王昭君》的文章《还他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以及他创作的诗歌《我们正在前进》《黎明之歌》《世界在望着中国！》都是经我手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张锲走文学之路是不屈不挠的，只要赶上好时代是一定可以破土而出的。我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张锲的诗文合适，就用了。这是我的职责，无所谓恩惠，但张锲念念不忘。
1985年，作协召开四代会期间，有个晚上张锲找我，对我说：“如果作协缺管后勤的人，我愿意做这个工作。只要能使光年、冯牧等同志可以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作协的大事，我牺牲一点个人创作是值得的。承担别的任务我可能力所不及，但管管后勤搞搞行政自信能够胜任。我有兴趣也有一定经验。如果有可能，我想到北京工作。”张锲说得很诚恳，很实在。无论从思路，从语言，完全摆脱了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充满了急公好义的正气与豪情，如此赤诚坦率，令我感动。当时作协正在议论书记处人选，对张锲，这也确实是他人生奋斗旅程中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当时刚被选入主席团，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作协推荐张锲，这不光是为了张锲，更重要的是为了作协。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张光年，谈了张锲的想法。光年同志说：“我不了解张锲。你了解吗？”我说：“我了解。”我如实汇报我与张锲的交往和对他的认识。光年又询问了安徽来的陈登科。随后光年把这个问题郑重提到主席团并获得支持，张锲于是成为新一届书记处书记。当时光年、王蒙有个想法，省作协的负责人可以轮流进全国作协书记处工作一段，一批两年。当时与张锲一道进书记处的外地作家还有韶华和乌热尔图。两年后，只有张锲留了下来。张锲担负作协领导工作，称职而有成就。我感到高兴，可以不必遭受举荐失察之讥。
张锲创办中华文学基金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新事业和新领域，很见张锲的胆识和魄力。当时光年他们忙于文艺界拨乱反正，开辟中国文学新时代。只有张锲首先想到了文学在新时期需要有新的运作方式，需要与经济相结合，需要利用市场规律增强作协自身的造血功能，以更有力地发展繁荣文学这些问题。张锲很能干，他请来巴金与马万祺担任会长，请来万里作名誉会长，他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堂而皇之挂出中华文学基金会的牌子。随即成立的文学部力量不够，请来刚从《十月》杂志副主编位置上退下来的张守仁任文学部顾问。实业公司、声像公司，都以中国两字打头，起手就不凡。张锲鉴于青年作家出书难这一普遍问题，提出由基金会筹资出版“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每年十本，十年百本。他请冯牧与我当编审委员会主任负责丛书的编审工作。他与谢永旺出任出版委员会主任负责丛书筹款出版。事关重大，盛情难却，我不能推辞，同冯牧同志立即谋划编审委员会，请来周艾若、崔道怡、高洪波、韩瑞亭、朱向前、张凤珠、亚芳、秦晋、孙玉石、吴思敬、林莽、杨匡满、张守仁、雷达、白描、冯立三、陶泰忠等，都是评论界一时之选。高洪波戏称之为“教导团打冲锋”。我一连干了好多年，直到前几年才告老还乡，现在张守仁、崔道怡、朱晓岭还在一年一年地往下编，成绩蔚为大观，从1994年至今丛书已出一百七十本之多，借“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而成名者如胡平、何向阳、彭学明、石舒清、王开林等有数十人，均成文学栋梁。我会常常想起当年与张锲等朋友们一道编辑这套丛书的往事，甚感快慰。当年在戒台寺审稿，白天看书，夜里看世界杯，何等惬意！
张锲以五届作协领导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真正属于人民公仆的高尚人格和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胸怀广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艰苦奋斗，团结同志，开拓前进，从不居功自傲，这在作协领导层中要属佼佼者。当然，工作做多了，担子重了，也一定会有虑事不周、方式欠妥的地方。得罪人的事也在所难免。人无完人，对此不必过多苛责，否则求全责备，小题大做，甚至指鹿为马，借机整人，只会贻误大局，也伤害了同志。
当年到我的净土寺胡同那个小院来玩耍的，还有后来成为张锲夫人的鲁景超，景超与小院中我邻居的女儿何红雨是小学同班同学，与我的女儿小梅是同校但不同班的同学。三个女孩常在我家小院中玩耍嬉戏。我认识景超早于认识张锲。景超15岁时考入人民艺术剧院当了一名小演员，据景超后来的回忆文章说，她第一次登台朗诵的节目就是我写的《井冈翠竹》。她称我和我的老伴儿是“两位善良的老人”，说她每天清晨常常在胡同口等着和我一起步行十来分钟乘104路去上班，还说我“耐心地”帮助她分析剧本，分析人物。不过这些往事我已记不清了。
张锲进入书记处后全面地表现了他出色的行政才能，盖文采阁，盖安定门宿舍楼，盖作协办公楼，盖现代文学馆，都是张锲总其成，功莫大焉！他当年所说的“管管后勤，搞搞行政，自信可以胜任”的话，不是虚话，确确实实为中国作协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不是他一人之功，但功列首位，当无问题。汉高祖刘邦建国论功行赏，汉军征战天下而“供给无乏”乃萧何之功，位列功臣第一，刘邦是历代帝王之中懂得经济建设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人，萧何是凭借卓越的后勤保障之才安邦定国的第一位大宰相。张锲在作协，庶几近之。
张锲既不是只发空论的空头政治家，又不是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事务主义者。他除了用实际行动倡导和贯彻作协为作家服务，为繁荣创作服务之大政方针外，他始终不忘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职：但凡有一分钟的空余，他都会继续磨砺他的文学思维，用文学方式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愿望和追求。他进作协之前并成为他进入作协铺垫的《热流》的创作开改革文学之先河，这应该没有疑义。他的长诗《生命进行曲》等一大批优秀诗作把“祖国母亲”当作自己创作的“永恒的主题”，以充沛的激情和激越的节奏，对祖国和人民的光辉历史、民族精神以及美好未来作了动人的描写和崇高的礼赞！这种直抒胸臆的倾诉方式是政治抒情诗的特点和优点，与过去那种极“左”的、空洞的没有抒情主人公的单纯时代号筒，不可同日而语。张锲诗中的自我形象，是一个带有历史新时期的时代色彩和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他的诗歌赢得广大读者的根本原因在此。
张锲先是工作繁忙累得要死，后是重病缠身常年卧床，但他竟是在这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他的创作，而且还要写得精雕细刻，激情澎湃，大气磅礴，撼动人心！旧诗要合格律，新诗要讲意象，还要在歌咏“祖国母亲”这个重大题材上独占鳌头，这谈何容易！他是以时代斗士的姿态工作，是以心血浇灌的精神写作，他是我们时代真正德艺双馨的文坛劳模，是保尔·柯察金和丹柯式的人物！
我为有张锲这个朋友感到自豪。
张锲一生有过人的成就，也有不堪回首的磨难。“文革”前多受屈辱可以理解，“文革”后颇多挫折令人感慨。张锲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理想主义地写诗，现实主义地生活。他的人生曲折传奇，丰富多彩。他与景超的爱情是否发萌于净土寺那个小院我不敢断定，但两人初次谋面的确是在这里。净土寺对我也是常萦怀念的一方净土，对张锲和景超的爱情而言，也真有可能是一种发祥的福地。人一生不可能尽如自己之所愿，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毫无瑕疵，能有一份凭自己的劳作和智慧建立起来的例如创建中华文学基金会那样永存的功业，有若干影响当代渴望传后的诗歌和散文，有一份终生厮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爱情和三五个彼此信赖、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朋友，其实已经可以一生无憾了。比之有些人在位时趋赴者众，而一旦辞官便门可罗雀，张锲生前在位时有志同道合者与之一起前行，死后有众人真诚怀念，而且能够说出那么多的美德和事迹，诚然是生而有幸了。
我怀念张锲，并祝福他在天国能够真正获得在人间不曾获得的安宁休息的权利。
2014年6月23日于协和医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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