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追寻职业的幸福感

    编者按

    6月7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本报联合召开了“叶辉新闻作品研讨会”。本报领衔记者叶辉介绍了自己从业31年来，对新闻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执着与坚守，来自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新闻界和高校的领导、专家、学者就叶辉作品的特色、风格和影响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罗曼·罗兰说：“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一个人能终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是一种幸福。我很庆幸，自己从事的新闻工作正是喜欢的职业，这种职业发散出的灵魂香味，一直伴随着我走完职业生涯。

    记得1983年刚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卢良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当记者，我断然拒绝。老站长很惊讶，问为什么。我以一个山村农民的愚昧理直气壮地回答：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我性格极度内向且有社交恐惧症；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我读书太少，知识结构严重畸形，难以胜任工作。

    但是，我最终还是当了记者，并且当了一辈子。

    我的职业生涯是不断追寻职业幸福感的过程。但这种职业幸福感却经常与惶恐相伴。由于历史原因，我从小学到大学共读了8年书。当我因偶然的机缘走进光明日报时，惶恐极了。从此，这种惶恐便伴随着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正是这种惶恐迫使我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认真准备，认真采访，认真写稿。

    心里惶恐，是因为肚子里没货。伴随着这种惶恐的便是我对知识的饥渴——知识库存太少，需要不断充实。因此，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从来没有中断过学习。

    职业幸福感需要付出辛劳去努力追寻。我是驻省记者中在全国跑得最多的记者之一。30年中，我南来北往，从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到满洲里，从新疆的阿勒泰、哈密到和田，从云南的德宏、瑞丽到河口，我深入边防部队，追寻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感受边境贸易热火朝天的场景；我也曾追寻到境外，参加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领教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风采。2006年，青年数学家朱熹平临门一脚破解了世纪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我受命采访，四处追寻，他四处躲避，最终还是完成了整版的长篇通讯，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记者这个行业承载着太多的社会期望，秉持着社会良心和公正，收获的不仅是鲜花，还有荆棘。80年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辉煌期，也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那段时间，我以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把笔触深入社会矛盾中，写出了一批问题报道和批评报道，结果引火烧身，引来告状者无数，甚至惊动了北京高层多个权力机构的讨伐。但最后事实都证明，我的报道是正确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紧张、焦虑、夜不能寐，何尝不是人生另一种幸福。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老记者告诫我：不到现场不写稿。新闻现场是记者的战场，要收获职业的幸福感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如今的记者乘轿车、住宾馆、吃宴席，采访拿材料、听汇报，身体舒服了，但稿件离生活远了，离基层远了，离群众远了，离真实远了，离职业的幸福感也远了。我告诫自己，采访重要的稿子必须到现场。采访“海岛医生”吴棣梅时，我坚持跟随她到小岛出诊，于是一个个带着泥土芳香的细节扑面而来，人物变得真实、可信、立体，充满人情味。采访“麻风村”年轻医疗团队，第一次采访很失望，二进麻风村，我们坚持住进病房体验，简陋的床铺，被褥里会不会有麻风病菌？心里有点忐忑，有点担忧，甚至有点恐惧，因为隔壁就住着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伤口散发出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历时3个月，遍访数十人，稿子见报，领导批示，好评如潮，职业的幸福感扑面而来。

    我很怀念80年代，那时记者采访是要到现场的，不到现场不写稿；采访是没有功利的；线索和选题是需要自己去找的，不必等上级布置；去基层采访是不需要基层派车的，自己去挤公共汽车，自己找旅馆住，自己掏钱吃饭。今天，这些职业底线成了较高要求。那时候的记者比现在苦，比现在累，但却崇高，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能更多地体会职业的幸福感，哪有什么“防火防盗防记者”？

    感谢生活，让我置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感谢浙江，这个新闻富矿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闻题材；感谢光明日报，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单位为我提供了施展的平台，使我这个“不适合当记者”的记者在自己的岗位上超水平发挥，三分才能发挥出五分能量。（本报记者 叶辉）

    叶辉简介 叶辉，1954年出生在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7年随“右派”父亲被遣送回祖籍浙江临海一个小山村。小学五年级即遇“文革”，从此辍学，改入社会大学。当过农民，做过木匠，阅尽人间脸色。1980年遵父命参加高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专修班就读。1983年进入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从事新闻工作，高级记者。1991年、2009年分别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2005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