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多面性”解析

    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以来，社会各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关注此事的学人仍有一些不解之惑，并主要集中于2号墓表现出的“多面性”或者说是“两面（重）性”的问题，如墓葬规模是帝陵或是王陵？埋葬礼俗是厚葬或是薄葬？墓葬特征体现出的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略作解析。

安阳西高穴发现的“曹操墓”应为魏武帝高陵

    “曹操墓”是今天大家的俗称，对应的是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2号墓。文献记载中曹操对自己的死后安排有《终令》和《遗令》两篇，《终令》中提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曹丕在同年十月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晋书·礼志中》：“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这些文献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曹操的埋葬之地称谓是高陵，其中的差别是魏武王高陵和魏武帝高陵，魏武王时期的高陵从公元220年二月丁卯开始止于同年的十月，之后的称谓应该是魏武帝高陵。

    既然埋葬地称作陵，就汉晋时期的陵寝制度而言，就不应是简单的一座墓，曹操高陵虽然号令薄葬，没有了高大的封土，对应的陵园面积不及一万平方米，但陵园墙内仍然规划了主墓两座（1、2号墓），陵园西半部有若干陪葬墓。目前考古工作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文献记载的“祭殿”“石屋”等建筑遗存以及陪葬墓的特征相信也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在1、2号墓墓道的两侧存在对称的长方状、磬状的坑，发掘者初步认定为建筑墓葬时所用的支架坑。经观察，1号墓墓道两侧只有长方坑或方形坑，2号墓墓道两种坑并存，方形坑打破了磬状坑，这也是2号墓二次合葬的重要证据之一。

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的问题

    在论证西高穴2号墓的级别时，出现了比较矛盾的现象，强调其墓葬高规格时，往往关注它与帝王身份相称的文献及考古证据，反之，“倒曹”的话语中，更加强调了“负向”的特征。那么，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笔者认为曹操高陵属于王制的级别，又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但主要是王（魏王）制。

    首先，之所以说它是王制是基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两方面的综合判断。《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曹操年轻时的理想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随着曹操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到了公元216年五月，汉献帝下诏“以魏公曹操功德极天际地，伊周莫及，宜进爵为王。献帝令钟繇草诏，册立曹操为魏王”，两年后，曹操作《终令》时，已经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誓言”抛到了脑后，开始憧憬“汉制亦谓之陪陵”的梦想。从公元218－220年两年时间预作寿陵的结果看，曹操的墓葬应当是按照王制来设定的。考古发掘表明，西高穴2号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这样的大小和洛阳已经发掘的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谥曰壮侯曹休墓的面积（墓室东西长15.6米，南北宽21.1米，深10.5米，含墓道在内上口总面积约550平方米）相比略大，与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面积（平面呈方形，南北长26.75米，东西宽20米，加上墓道长50米，宽4.5米，总面积为760平方米）大致相等，与已经调查的东汉帝王陵的墓室面积，如大汉冢（刘秀原陵）的2278平方米又有大幅的差别。也就是说2号墓的规模大小，基本上是小于东汉帝陵（不含附葬性质的帝陵如冲帝怀陵、殇帝康陵），等同于东汉的诸侯王陵，大于侯或两千石级别的墓葬。

    其次，之所以说它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是因为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王曹操在出行时已经比拟天子之仪，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在这种情况下，后人为曹操安排丧葬之际，随葬物品中埋入一些比拟帝陵葬制的物品，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圭和璧的使用，十二瓦鼎的随葬等等，都是如此。

曹操高陵究竟是厚葬或薄葬的问题

    厚葬与薄葬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也是衡量一个时代风俗的风向标。纵观历史时期丧葬习俗的发展，两汉盛行厚葬的特征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习俗来源于“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导向，也是汉代先民重视祖先崇拜、血缘传承与行孝观念的重要表现，上升到陵寝制度层面的厚葬当时已经是维护国家政权礼仪秩序、维护君权权威的特殊政治表征，这就是《晋书·索琳传》所讲的“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当厚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或习惯的时候，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会利用手中的财富去竭力营建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曹操高陵也不例外，尽管他本人一贯强调薄葬，但铺满墓底的画像石以及用烧制的专用规格大砖堆砌的“四室两厅”墓室，绝不是一般官僚所能使用的葬制，它充满了王制的色彩和特征，自然也花费了不少民脂民膏，远非曹操“敛以时服”的纯粹薄葬思想所表现得那样简单。

    之所以说曹操高陵是薄葬也是基于王制体现出的简化、明器化，甚至是虚拟化的表征之上。王制的简化表现为陵园的狭小，不封不树，利用旧的石祠堂构件加工成为墓底垫石，随葬的圭璧都是石质，瓦鼎很小且粗糙等等；明器化表现为一般汉墓所见的随葬品如陶壶、陶灶、陶碗、陶勺等等；虚拟化的表现为“石牌”上的题刻文字，如“亿巳钱五万”“白缣画卤薄”，基本等同于今天送葬死者开出的“大额存单”和“纸货”，薄葬之意不言自明。

    因此，薄葬和厚葬存在一个相对的判断标准，曹操作为魏王的身份下葬，自然有一个与当时现实生活相符的“政治尺度”，用今天“物质化”的眼光去看待2号墓的厚与薄，难免会失之偏颇。如果综合当时的情况来作出总的判断，曹操高陵薄葬之特点无疑是非常突出的。

曹操高陵体现出的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问题

    《后汉书·礼仪志》里明确记载东汉时期皇帝死后的一系列丧葬礼制，涉及到墓圹、棺椁、随葬品等内容，主要有“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硅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据此，有人认为曹操高陵没有发现黄肠题凑，也没有玉衣和东园秘器，甚至提到曹操高陵没有使用东汉王陵的回廊葬制、却使用了北朝时期流行的四角攒尖墓葬形制，随葬品中的一些器物如多子槅、瓷器等都是东汉之后的文化特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曹操高陵的文化性质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

    曹操高陵从年代上讲有唯一性。它显示的时代信息就是公元220年曹操下葬，公元230年卞氏合葬，那么，二号墓的年代自然就跨越了东汉曹魏两个朝代，里边的随葬品应当可以分成两组，年代上有十年的差别（不过，陶器十年的差别很难判断）。毫无疑问，出土器物中绝大部分是带有汉代文化特征的，如陶瓷器中的灶、耳杯、盘、案、壶、鼎、甑、罐、盆、熏炉、尊、厕、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铁器中的铠甲、剑、镞、削等兵器和镜、帐构架等，铜器中的鎏金盖弓帽、伞帽、铃、带钩、环、钗、带扣、印符等，骨器中的残骨尺、簪等。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陶质圆形多子槅，以前学界认为是魏晋文化较晚时期的东西，这次在曹操高陵的出土揭示了当时已出现这一新的文化随葬因素。

    至于曹操高陵的墓葬形制，四角攒尖墓顶的形制可以追溯到东汉中晚期的一些墓葬当中，它没有使用回廊葬制和“黄肠题凑”，一方面是薄葬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的葬制也在发生变化，前后两室、三室为主线的墓室成为常态，尤其是陵寝外藏系统的衰落与东汉诸侯王墓墓葬形制的变化关系密切，这是两汉400余年王陵制度演进的结果。此外，曹操高陵的陵园建设跨越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地表的建筑先有汉家陵寝、后有文帝黄初三年的毁坏殿屋，再有太和四年卞氏合葬，短短的十余年却经历了汉代陵寝厚葬文化向魏晋薄葬文化演进的关键时期。因此，曹操高陵的埋葬代表的是汉文化之延续，但同时又预示了魏晋时期新文化的来临。

    总之，曹操高陵的发掘及研究，不但展示了其陵寝文化的“多面性”，也给今后的陵墓研究及遗产保护提出了重要课题，如古代“事死如事生”的基本含义和层次、厚葬与薄葬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演变特征和阶段性等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于研究古代陵寝制度及相关文化问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