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个论断指明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路径，对我们的办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不少人认为，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会具有某种“后发优势”，其实并不尽然。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就有“后发劣势”的提法，即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有大量空间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短期内可能取得快速发展。但如果这些国家只是拘泥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某些技术和管理模式，而不按自己的国情民意进行改革，则其长期发展将隐患四伏，甚至将面临失败。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延续的是近代以来的“新学”传统，实质是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立起来的一种后发外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如果只进行技术、方法或一般架构和制度层面的模仿，而不作出理念和环境上的根本性改变，就很容易导致“后发劣势”。倘若中国的大学建设仅仅停留在模仿、追随西方大学的水平上，就不可能真正跻身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就不可能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产出世界一流科研成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沦为空谈。更何况，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努力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责任和影响，还要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突破“后发劣势”，探索符合中国大学实际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
那么，怎样来界定“中国大学”呢？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所办的大学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还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有学者认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人，“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来说，文化的自觉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中国文化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是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它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单纯地“复古”，也绝不是主张“全盘西化”。他还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可见，自知之明绝不是自我封闭、沾沾自喜，而是在充分了解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提升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早在现代教育与学术在中国兴起之初，就有不少有见识的教育家、学问家对“文化自觉”有所意识，呼吁光大中国本来的教育传统。蔡元培曾十分期盼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结合到现代的教育道路上去，因而把废除书院制度视作引入新制度所带来的最大遗憾。陈寅恪曾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引进外来文化、教育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国情民性。他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其中，“崇尚科学”主要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注重文艺”则是指注重广义的东西方人文知识的学习。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中曾特别注明：凡投考者若有意唾弃国学，即使录取之后，也将随时开除。这是用制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捍卫。
大学，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过往、现实和发展趋向有着明确的体悟和感知，对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型文化的培育、重构具有浓烈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使命。世界各国的一流大学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和性格。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说过，“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纵观世界各国,凡拥有世界一流大学者,无不是在秉承共同理念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大学模式的。美国如此，早期的英国、法国、德国也是如此，后来的日本亦然。各国大学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孕育着一个民族最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因此，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自觉地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切入寻找制度创新的生长点，进而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大学的新制度、新模式。中国的大学应当成为充分体现中国文化自觉的场所，自觉承载起自己的文化使命、体现出自己的文化担当。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建立一个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播战略，成为中国大学在新的时代面临的关键任务。如果说一流大学有什么文化担当的话，这就是一个只有一流大学才能承担起来的文化担当。这种文化担当，体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守护和引领，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必然体现为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和创新。现在中国在海外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汉语成为国际性语言，但中国的理念与文化还远未被推广和传播出去。在物质条件上，中国大学正迅速赶上世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有些大学甚至可能还超过了世界一流高校。但是，我们在理念、体制机制上的优势还不够明显；我们在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提出问题、发出声音的力度还有待加强；我们的观点被他人理解、采纳、信服的程度还有待提高。
季羡林有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在他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当今世界很多事情已不是割裂、孤立的问题，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所以季羡林认为，在21世纪，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应该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文化。笔者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中国悟性文化吸收了古希腊传统的理性精神及逻辑思维以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应当是21世纪的主流文化。这是真正符合“文化自觉”本义的。世界上的文化从来不是轮流坐庄的，而是某个国家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以后组合成新文化，才能主导世界范围内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有着悠久而又坚实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当今时代，我们亟须将这些宝贵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局限于后发外生模式，实现从理念、范式到制度、环境的根本性创新，并探索出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我们期盼，中国的一流大学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担当起神圣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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