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天都在创新”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史学研究的未来也在于青年。”一见面，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就这样说。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75岁的历史学家张海鹏在潜心治学的同时，也一直在教书育人。他的学生中，很多都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历史学人才不能只研究过去的典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关照现实，学术研究最终要指向资政育人。”白发苍苍的张海鹏坚持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天都在创新。”

为学：“看到别人没看到的问题，才能叫有学问”

    “一个人的追求与梦想，只有和国家的追求与梦想结合起来，才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张海鹏指出，“研究历史的人，更要把握现实。如果不能掌握国家的需要、对现实的状况不了解，是很难把历史研究做好的。”

    1964年，25岁的张海鹏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就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一待就是50年。50年来，在这个堪称业界翘楚的历史学研究机构里，他亲眼看到也亲身经历了青年历史人才成长为历史学家的全过程。

    1988年起，张海鹏开始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的职务，长达16年。期间，他着力培养和打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新一代研究队伍，解决了研究所当时面临的人才断层问题。对历史人才的培养，他也有了比别人更深层次的认知。

    在专业研究上，张海鹏一直强调不能拾人牙慧，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1年11月，张海鹏接到台湾政治大学邀请，代表大陆史学专家第一次跨越海峡，去参加一个关于黄兴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他独辟蹊径，从辛亥革命中黄兴个人的抉择，探讨了晚清革命走向的问题。演讲赢得台湾学者一致首肯，认为观点新颖、无懈可击。

    这次演讲激起了两岸历史学者为学为文的共鸣，为此后大陆与台湾在近代史学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打通了一条捷径。这件事，对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的影响至今还在，他们在治学中都力争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

    张海鹏还认为，学问要表现在论述上。“我不赞成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是绍述前贤，没有发明，没有著述，不能叫有学问。”他说，“只有用思想和逻辑，辨识历史事件的真伪，指出历史前进的规律，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才叫有学问，才能称为学问家。”

    张海鹏常说：“一名优秀的历史学人才，最重要的贡献是资政育人。”他深知，历史学家必须肩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确，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而是既有传统士人的经世精神，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立足现实，既能从现实社会中发现历史研究课题的方向指引，又能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

    1998年起，在张海鹏的积极倡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每年组织一次青年学术论坛，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每年必须写出一篇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论文参加论坛。青年学术论坛的连年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一大批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并在国内学术界渐成品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曾专门发表文章，介绍并称赞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学者的经验，希望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借鉴中国的经验，加强对青年学者的培养。

立言：“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

    近代史研究所人才青黄不接问题解决后，张海鹏马上又开始着手整治学术风气。他认为：“学术风气对于人才成长至关重要。”

    张海鹏在研究所大力提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下的双百方针。他说：“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意气用事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历史学界，历来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最著名的例子，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一个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一个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则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样的争鸣，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张海鹏认为。

    张海鹏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说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才能复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破浪前行。但是，他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他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

    身教胜于言传。张海鹏也经常与大家争鸣。所里的研究员马勇，与张海鹏的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有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相互批驳观点，但两人私下里还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天。“我比较欣赏海鹏，他把百家争鸣落到了点子上。”马勇说。

    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书籍出版以后，他要张海鹏写一篇书评。张海鹏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修订版的贡献，但也指出了修订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胡绳先生当时已经80岁了，身体不大好，未能改正书中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作为书评者，不指出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对的。”张海鹏这样说。

    张海鹏的谦虚、严谨、刻苦、公正在研究所都是出了名的。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上班时间治所，业余时间治学，常常在办公室里看书著文，直至深夜。翻开他写的文章，在末尾总会发现“某年某月某日初稿（或修改）于凌晨几点”的字样。所里的青年人都说：“看看老所长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我们能心安理得回家看电视吗？”

树人：“历史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

    “历史学是求真求实的学问，要想在历史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张海鹏说，“由于学科特点，历史学领域成才的年龄一般要晚些。因此，要脚踏实地，切实奋斗，不要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迷惑。”

    与青年历史学者交流时，张海鹏经常提起两位历史学家，一位是范文澜，一位是罗尔纲。范文澜生前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罗尔纲生前是近代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做学问宏博淹通，专业积淀极为雄厚。“范文澜先生，主张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视富贵如浮云；罗尔纲先生提出先读40年书，然后再来写文章。这些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必备条件。我心甚向往之。”张海鹏认为，现在时代条件变化了，世界运转速度大大加快，先读40年书再来做学问的时代氛围不存在了，但“二冷”精神还是要继承的。

    张海鹏认为，培养历史人才的投入不能太少，否则不利于年轻研究人员专心致志做学问。有稻粱之忧，他们就难免左顾右盼，到处兼职，急于发表文章。“我们要创造一种氛围，让有志成才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出不了学术大师的。”

    学术是天下公器，学术成果一经发布，就要接受全世界的检验，就要准备接受学术界的各种审视和批评。“培养学术人才的环境建设和政策设计，要有长远的考虑，不能太着眼于眼前。太急于出人才、出成果，反而出不了大师级人才，出不了标志时代的大成果。”

    “历史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张海鹏强调，“在学术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才能深入历史学的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本报记者 罗 旭 本报通讯员 李子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