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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个金黄灿烂的油菜花“岛”将宽广的水域划分成纵横交错的水巷，戴着红头巾的船娘，摇着小船在这阡陌中时隐时现——这里是烟花三月里的江苏兴化。
兴化位于江苏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农田易受渍涝灾害。几百年来，这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垛田农耕系统：人们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中垒起一个个“小岛”，在“岛”上种植各种蔬菜和经济作物，油菜只是其中一种。2013年5月“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评为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4月29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批准为新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对农耕文化国家来讲，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保存着文明的根脉，更对工业化浪潮下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如何更好的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怎样永续利用这些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日前，中、日、韩三国科学家聚首兴化，在首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上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师古：为解决现代农业发展困境提供新思路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很多人看来，农业文化遗产保管着我们的乡愁，让我们行进在冰冷的钢铁丛林里回望时，依然能感受到朴素的温暖。
在科学家看来，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留住“美”和“记忆”，更对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果单从产量来看，或许是的。但从生态系统全局看，并非如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指导委员会主席李文华说，“传统农业有很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只是我们在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评价中没有给予重视。”
来自日本静冈大学的Hidehiro Inagaki和日本国家农业科学研究所的YoshinobuKusumoto展示了他们在日本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静冈Chagusaba传统茶—草复合系统的研究成果：“我们在50个茶园内共发现300种植物，据此将Chagusaba归为5种植被类型，还发现了一些濒危植物物种。我们认为这是利用传统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范例。”
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农业文化遗产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李文华说：“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全球特点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然而，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种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他还指出：“包括传统农业哲学思想、物种资源存续、农林牧渔复合系统、农业工程和管理经验等在内的农业文化典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至今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走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前列
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师从李文华院士的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从一开始就参加到这项工作中。他介绍，自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以来，已经有13个国家的31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中国有11个，居世界之首。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并于2013年5月公布了首批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二批名单即将公布，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家行为”。
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经济学家、考古学家……来自众多领域的中国学者投身到这项研究中。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助理研究员刘某承对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效果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传统稻田生态种养模式在控制面源污染方面有显著的作用，相对于常规稻田，其可以减少5.03%～20.09%的化肥量和54.94%～87.83%的农药量。他说，继续加强稻田生态种养模式的研究和推广是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举措。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则更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与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产业之间的关系。他特别介绍了农业文化遗产与第四产业，也就是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从表面看，农业文化遗产与第四产业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实则不然”，“通常，任何一个农业遗产地都有着非常值得推介的农耕生产经验、优美的自然山水以及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因而它也就具有了比其他农业产区更多更好的创作资源，从而为影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创作预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双赢：保护与发展齐步前行才是有效传承的途径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梯田世界遗产管理局局长张红榛是带着她的困惑来参会的：“我们现在青壮年基本都出去打工了，懂得传统耕种方式的人越来越少，怎么能把青壮年留下来？”“为了提高产量，农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农药和化肥，如何能给使用传统方式生产的人足够的经济补偿”？
如何在保护中兼顾发展，为老百姓带来实惠，让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将传统不断传承下去？这是许多来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参会者共同的问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灿强认为，应该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探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他说，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比如健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制度，探索多种补偿方式，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化机制等。
闵庆文也提到，如何引入市场机制、让有能力的企业参与其间，建立一种农户与企业双赢的模式，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苑利则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当地从业者，都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从农业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看，“尽管从短期看利益十分有限，但通过当地遗产的发掘，不但增强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同时还会为遗产地增加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使这里的文化遗产更加深厚，更加饱满。这对于提升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知名度，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对农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日本和韩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闵庆文说：“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上，日本和韩国许多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在具体的政策上，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在日本，人们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产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作物质量更优，因此价格要比同类产品高许多，这就让遗产地的居民更愿意采用传统方式耕种。他们还建立了“志愿者制度”和“认养制度”，许多城市居民愿意无偿地为遗产地工作，或者对遗产地的某块田地以“认养”的办法进行投资……
闵庆文说：“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是要将其固化下来，而是要在保护中发展、传承中利用，强调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本报记者 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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