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保定学院物理系2005届毕业生。2005年8月的一天,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踏上开往重庆的列车。第二天早上我们顺利抵达,在歌乐山中的一所军营接受了严格体训后,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我被分到了大足县回龙镇回龙中学,由校长亲自接到学校。校长姓雷,一口标准的重庆话,自我介绍了六遍我才听清他姓雷,“打雷”的“雷”。雷校长非常热情,把我安顿在学校住下后,还要求我此后的一日三餐都在他家解决。
最先遇到的问题是“水土不服”——顿顿米饭和辣椒真让我吃不消,几乎天天吃不饱。我想,咱不能还没教书育人自己就先倒下啊,于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帮助下,重新打起精神,像对待工作一样努力地吃饭,终于硬着头皮通过了初来乍到的第一项考验。更让我恼火的是持续湿热的天气让衣服洗了几天都干不了,甚至还会发霉。后来我学会了洗衣服前看天气预报,哪天是晴天才敢拿出脸盆洗衣服。生活有苦就有乐,虽然住的寝室是教室改造的,极其简陋,但我的室友是位体育教师,课余时间就拉上我去打球。他还会弹吉他,让我常常有美妙的音乐相伴。
接下来的考验来自教学——语言交流不畅,讲课时语速和音调要和播音员一样,学生才听得懂。轮到我提问学生回答时,我却一点也听不懂,这可把我急坏了。我只好在班里选了个普通话好的学生做翻译。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这样太耽误时间,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重庆话。经过努力,我渐渐可以听懂学生的话了,偶尔在课堂上还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两句重庆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学生的物理成绩普遍不好。为了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我组织了一个课外活动小组,引导学生进行小制作,讨论些科普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做了小电动机和验电器,把小电动机装进轮船模型,在澡盆里进行了一次“远航”。学生们对物理的兴趣慢慢被调动起来了,原来考试没有一个及格的,后来有考70分的了。一次讲完显微镜和望远镜后,第二天有个学生竟拿来了自己做的望远镜。经过大家一齐动手进行改装,美丽的远山被我们尽收眼底。除了钻研教学,我还经常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义务帮助同事和周围人修理家用电器,尤其是修理和组装电脑,大家都夸我热心肠。
大足县生活较为贫困,常常有孩子面临失学问题。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努力想办法把他们留在校园。有一次,我发现有个孩子中午没有饭吃,原来是家长到外面打工没赚到钱。我想,这样下去孩子哪还有精力学习啊。我赶紧和几个同事商量,决定从自己并不富余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资助他。
在支教期间,我的生活也遇到过困难。毕业第二年,我父亲得了轻度脑血栓,因为治疗及时,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让我安心教书,家里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情况。然而,灾难再次降临我家,舅舅的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妈妈住院了,怀疑是肺癌。当我赶回家带着妈妈去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诊断后,结果是那么无情——肺癌晚期,我脑子一片空白。两个疗程的化疗,我带的6万元钱就快用完了,但母亲的病情并未好转,转回老家县城的医院又治疗了十个疗程,还是没能留住母亲。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打击极大,从此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也抛下我离开了人世。从母亲病倒到父亲去世,家里的钱全部花光了,我还背上了十多万元的债务。我带着满腔的悲痛回到学校,回到学生们中间。我知道能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更努力地工作,把今生亏欠父母的爱,全部献给我的学生和平凡的事业。
因为教学成绩突出,我调到了酉阳一中,这是所重点高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业余时间经常看魏书生等优秀教师的书籍和讲课视频,学习他们的经验。我还在教学中充分运用大学时学的教育心理学知识,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我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习班,学到了不少新的教学理念。在这期间,我也接连获得了不少荣誉。
这些荣誉中,我最看重的是“西部志愿者银奖”。因为这个奖励用“西部”两个字,让我的青春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我坚信自己能以百倍的勤奋和平静的坚守,担当起志愿者无上光荣的使命,在大山深处书写出别样精彩的人生。
(本报记者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米建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