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被借调到苏州国画馆搞创作。一天,我正在画室里整理写生稿,门外摆放着一些我在江南水乡画的人物画。有几个人来到我的画前,其中一位温和淳朴、身材不高的先生问:“这是你画的?”经旁人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浙江美院大名鼎鼎的方增先老师。方老师对我说:“明天我们去太湖西山,你愿意去吗?”这样的学习机缘,我怎么可以错过呢?当晚,我兴奋得一夜难眠。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小客轮进入烟波浩渺的太湖,越过黛色重重的岛山,在“苞霜新橘万株金”的初冬,我随方老师一行漫步在山林、渔村、农舍间。临别时,方老师告诉我,他想明年招我做他的研究生,我高兴到了极点。
一个大画家和我这个小人物萍水相逢,到了明年还记得住我吗?我暗暗高兴一阵,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第二年报考的日子还没到,方老师的信就来了,之后还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准备报考,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激。因诸多原因,最终我没有报考方老师的研究生,这是我人生一大憾事。但此后,方老师依然关注着我,我们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研究生没读成,我对绘画的痴情不改。我选择了画写实人物画这条艰辛之路,并以肖像画作为切入口。方老师在写给时任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的一封信中对我的画给予了鼓励:“这些年来,正当人们十分热衷山水花鸟,人物画家一个接一个改行的时候,刘振夏却一反常态,更认真地研究人物画,几年的努力竟然蛮有成绩,他的画风清馨,人物形象富有感染力。但可惜目前没有什么出路,难怪学它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第一次在苏州办个展时,方老师为我写了序言,并风尘仆仆地赶到苏州,为我这个后学者打气鼓劲,知遇之恩何以为报!
1979年,苏州工艺美术系统开始评业务职称,我画的《李白醉吟图》在人物画中得票最高,我因此第一批被评为工艺美术师。1980年,轻工业部委托苏州工艺美术局承办部分省市设计人员绘画学习班,邀请画家黄胄先生前来授课。我的任务是每天负责接送黄胄,我暗暗庆幸,自己又一次得到向大画家学习的机会。黄胄讲课时,我就在最近的位置听。他做示范时,我就在他的身旁看。他与大家聊天时,我便悄悄地为他画速写。有一次,他画一位苏州农妇,看他画完以后,我也坐下来画了一张,黄胄看后,拍着我的肓膀大加鼓励,并对我说,画家搞创作一定要有生活依据和对生活的感情,这样作品才会生动。跟随黄胄一个月,让我获益匪浅,大长见识。
学习班结束后,我到宾馆为黄胄送行,他突然问我:“小刘,你为什么不向我要画?”我答道:“第一天上课,你不就关照过大家,不要向你索画吗?”他笑着说:“我送你一幅。”随即取出早已为我画好的《毛驴图》,画面水墨淋漓,颇有情趣,连边款都已题写好了,我非常喜欢,急忙收下致谢。
当时,北方画风强悍泼辣,以黄胄人物画为代表,而南方画风秀丽典雅,以方增先人物画为代表。我很幸运,能与两位大家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经历,他们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在我的艺途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前辈、师长和同行好友以各种方式理解我,关心和支持着我。确实,我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