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能校训”的“济世情怀”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在我眼里这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校训之一。”2011年初，甫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龚克在该校举办的“国策论坛”上这样说。

    这句话如果从一位“老南开”口中说出来，难免有“敝帚自珍”之嫌。但对于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又曾做过天津大学“掌门人”的他来说，对南开校训如此评价，应是出自对“公能校训”深刻内涵的体认与服膺。

    1934年，当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创办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宣布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的时候，心中一定有着无尽的感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完全靠自筹款项建立起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寄托着创办者多么炽热的“济世情怀”。

    身高1.83米的张伯苓，外表更像一介武夫。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从北洋水师兵舰上走下来的伟大教育家。1889年，“以身许国”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时，压根儿没想到一场甲午海战竟让声名赫赫的北洋海军损失殆尽。在其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张伯苓又目睹了威海卫“一日三易帜”的丧权辱国之场面，锥心于国之不昌，乃决意创办新教育。

    南开初创，被张伯苓称作“校父”的严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后来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自《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炼出“日新月异”，组合而成南开校训。为士林景仰的张伯苓并非鸿学大儒，翻检《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会发现，所辑篇什多为不同场合的讲演词，而每次演讲都不脱“公能”二义。他大概不会想到，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所阐述的办学理念，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南开大学近百年的发展路途，烛照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

    时至今日，见证了南开大学跋涉途中每一个脚印的申泮文院士，虽已年近百岁，仍随时随地向学生讲解“公能校训”的要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亲手制作的校史幻灯片，他开设的教育博客，已成为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在他的讲述中，每一位南开新生都能领悟到：一部南开校史，就是一部优秀知识分子赤诚报国、拼搏奋斗的历史。

    南开大学创立后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了文、理、商三科。彼时，南开大学付给教授的薪酬，比起国立高校要寒碜许多。然而“教育救国”旗帜初张，仅数年时间，南开园内即群贤毕至、冠盖云集。全校教师中80%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其中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就有28人。凌冰、梅光迪、司徒如坤、姜立夫、余文灿、邱宗岳、饶毓泰、钟心暄、薛桂伦、司徒月兰、徐谟、李济、竺可桢……这些青年学者，雄姿英发，挥斥方遒，学术思想活跃，使南开的学术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柳无忌先生1932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撰文道出来南开执教的心情：“抵沪上父母亲家中时，南开的聘书已在等待着。那里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我同时毕业的杨石先与张纯明，较前的还有何廉与方显庭。我参加他们的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试为南开开拓一座新的园地。”

    “公能校训”作为一种办学理念，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探幽发微，也是对教育方法的领悟与把握。南开办新教育，学洋但不崇洋。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他说：“吾人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创办之日起，即致力于分析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该所编制的“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撰写调查报告和专著，唤起国民和海外有识之士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化学研究所与范旭东、侯德榜的永利制碱厂合作，“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开“校企合作”之先河……回顾校史，可以说，正是“土货化”改革，才使南开大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成为与国立北大、清华并称的高等学府。

    经过岁月的浸润与磨砺，“公能校训”已成为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正如喻传鉴先生所言：“‘公能’二字为全校精神之所寄：先生之所施教，本此二字；学生之所努力，也本此二字。”于是，有了邱宗岳教授“一堂课换来一座楼”的传奇，有了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有了陈省身“我最美好的年华在南开度过”的感慨，有了老舍和曹禺“知中国者必知南开”的那份骄傲……

    也正是“公能校训”赋予南开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才有了南开园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后，那句铿锵有力的名句：“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才有了南开与北大、清华辗转南迁，共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英才辈出，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赢得了“学府北辰”的无上荣光。

    南开是求实的，也是常新的。南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始教育教学改革，以“人所少有，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能先登”的胆识与魄力，率先创立了社会急需的金融、旅游等新兴人文社会学科和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通过设立创新科研基金和实行“弹性学制”来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

    南开人是沉静的，也是进取的。张伟平因在阿蒂亚—辛格指标理论方面的成就，被国际数学界誉为“该领域的领袖”；龙以明在哈密顿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被誉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工作”；陈瑞阳历经25年攻关，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基因组染色体图谱，被誉为“传世巨著”。

    2011年底南开大学出台的《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被师生简称为“公能教育纲要”。它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入手，把“公”和“能”细化为对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形成一个全面、稳定的评价体系。“南开绝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是南开校训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给我们的启示。”龚克如是说。（本报记者 陈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