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照着讲” 还能“接着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样久传不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自1948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后，先后被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成为国外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在国内，1985年以来，经涂又光、赵复三翻译为中文，先后由七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连年重印。其中，由涂又光在冯友兰指导下翻译的版本影响最大。

哲学家写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文化的自信给外国人讲中国哲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抵抗列强侵略的胜利，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被迫南渡而最后能够收复失地、胜利北归。《中国哲学简史》在讲儒道两家共有的“物极必反”理论时说：“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走过来了。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带着中国哲学的自信，冯友兰在讲中国哲学史时，提炼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着重挖掘中国文化中儒家入世精神和道家出世精神相结合的传统，并把它们内化。在冯友兰那里，这种真理已经化为信仰，这种传统已经化为意志。这种精神已经化为灵魂。没有这种信仰和意志，就说不上写哲学史，更说不上写自己祖国、自己民族的哲学史。

    但凡能写出哲学史著作的人，多少都是哲学史家，但未必都是哲学家。要写出优秀的哲学史著作，不仅得是哲学史家，而且得是哲学家。哲学史是以史学家的态度对以往的哲学思想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公允的评价。金岳霖说，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可问题在于，一个对哲学没有所见的人，就不可能对以往哲学没有成见。没有成见不等于没有所见。要想真的做到没有成见，不仅需要有所见，而且需要有远见和洞见。历史上，那些出色的哲学史著作都是出自优秀的哲学家之手，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都是如此。冯友兰首先是哲学史家，是由研究哲学史而进入学界的。自发蒙入学，他就接受中国哲学的浸润濡染；后负笈美国，又经过西方哲学的洗礼熏陶。从1921年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到1947年撰写《中国哲学简史》，整整26年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含英咀华，辛勤耕耘，对中国哲学发展了如指掌。不唯如此，冯友兰还是哲学家。他不仅能“照着讲”，陈述以往的哲学，而且还能“接着讲”，创作自己的哲学。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他熔铸古今、衡论中西，博览明辨、精思慎取，撰写《贞元六书》，创建“新理学”体系，成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承接程朱，扬弃陆王，吞吐玄禅，借鉴新实在论，吸取唯物史观，截断众流，容纳百川。经过这种艰辛的创作，哲学在冯友兰那里不是口耳之学和资生之具，而是心灵的契合与生命的体悟。他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反复优游涵咏。在完成自己哲学体系后，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冯友兰不仅能左右逢源，而且能感同身受，体悟古代哲人“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把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自己对哲学的领悟融会贯通。

给西方人讲中国哲学

    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造诣很深，能熟练参照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哲学简史》最初是讲给美国人、西方人听的，要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去讲述。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哲学需要参照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从“七略”到“四库”，都不是按照学科性质进行，而是按照经世致用的重要性进行。在这种分类中，没有哲学这门学科。在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按照学科性质对学术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更能把握学科性质、促进学术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哲学、撰写中国哲学史著作，必须要研究西方哲学、参照西方哲学史著作。冯友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自觉。在《中国哲学史》中，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毋庸置疑，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中国哲学学科自建立起就面临着巨大张力：一方面中国哲学不能不参照西方哲学，否则就没法以“哲学”的形态出现；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要想在学理上得以确立，又必须凸显自己的特色。冯友兰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成功：一方面，他以更彻底的方式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他以更具理论形态的方式凸显出中国哲学在内容与方法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征。可以说，冯友兰是参照西方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他充分认识到，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是时代精神的特征。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既利用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又用西方逻辑方法分析这些哲学家的观念。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他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保持在适当限度里。他没有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条框对中国哲学进行强分，也没有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路子对中国哲学进行硬套。冯友兰参照西方哲学的路数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讲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引起西方人的兴趣，让西方人听得明白，让中国人觉得亲切。

    就这样，冯友兰仅用了20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不仅介绍了主要的哲学人物和哲学派别，而且融入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的理解，融会了史与思的智慧结晶，洋溢着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寄托着对现实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