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色列朋友告诉我,特迪·考夫曼走了。他是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是我在以色列任职期间过从甚密的好朋友。我默然良久,他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犹太人是相信神灵的,也许他的灵魂飞升天堂,去会见那些当年风雨同舟的朋友吧!
2000年12月,我到以色列任职,第一个拜会的就是考夫曼。他告诉我,他的父母1912年来到中国,先在齐齐哈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哈尔滨。我是齐齐哈尔人,在哈尔滨读的大学,我们俩可谓是真正的老乡。老乡见老乡,谈话格外亲切,仿佛故人久别重逢一样。那年他76岁,中等身材,脸庞白皙,慈眉善目,头发花白,微微发胖。他头脑清楚,谈锋甚健,反应灵敏。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我到以色列,参加的第一场活动,是应考夫曼的邀请,为原居中国犹太人子女以及中国在以色列留学生颁发奖学金大会。这些资金都是原居中国犹太人捐助的,这些捐助人有的居住在以色列,有的散居在世界各地。我在会上讲了话,除了对这种捐资助学行为表示高度赞赏外,还引用古诗反其意而用之,“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这里的故人当然指故乡人。出席大会的都是当年旅居哈尔滨以及中国各地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子女。
随着不断交往,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史和他的过去。他的祖父是富裕的纺织商人,出生在乌克兰切尔尼科夫州,是著名的锡安主义者平斯克驻乌克兰的代表,后移居俄罗斯乌拉尔山区的彼尔姆市。他的父亲亚布拉罕·考夫曼和母亲都毕业于瑞士伯尔尼大学,主修医学,后成为职业医生,也都是锡安主义的活跃分子。1912年考夫曼的父母来到哈尔滨,成为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领袖。特迪·考夫曼生于1924年,就读哈尔滨犹太学校。他积极参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活动,曾担任哈尔滨犹太教公会秘书。他作为社区领袖的儿子,又任公会秘书,对社区发生的事情知之甚详,目睹犹太社区的兴衰,也遭遇了犹太民族的种种变故,这增长了他的才干,锤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1950年,他克服艰难险阻移居以色列。他曾任以色列工会主席,后成为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还记得,考夫曼带我及使馆人员参观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吉普兹。这是以色列特有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吉普兹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有农业,除粮食作物外还栽培各种果树、蔬菜、花卉。有的还从事畜牧业。产品除供应以色列居民外还远销欧洲国家。有的还经营宾馆、饭店,有的还生产先进的滴灌设备以及其他高精尖产品。吉普兹里各种设施齐全:幼儿园、养老院、学校、食堂、洗衣店、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游泳池及各种运动和健身场所,有的还有小型动物园。吉普兹成员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设施。成员在食堂免费就餐,也可以领取食材回家自己做,吉普兹的环境优雅、美丽,遍植花草树木,各种亚热带植物争奇斗艳,棕榈树亭亭玉立,扶桑花摇曳多姿,三角梅如霞似火,把吉普兹点缀得不是花园胜似花园。我和考夫曼游览吉普兹,不由地赞叹他们会营造如诗如画的生活环境。我们到吉普兹成员家里做客,考夫曼告诉我们,吉普兹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吉普兹为每个家庭提供同样的住房,配备同样的家具和家用电器。除一切免费外还为每个成员发放生活补贴。吉普兹主席以及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全体吉普兹成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到三年,日常经营活动由主席及管委会负责,重大决策由成员大会民主决定,主席及管委会成员没有特权,吉普兹设有公车,因公外出可乘吉普兹轿车,因私用车要付汽油费。如吉普兹没有中学需外出上学,费用由吉普兹供给。上大学费用也由吉普兹支付。大学毕业后,如回吉普兹工作享受成员待遇,如在城里或者其他单位工作要享受成员待遇,须把工资交吉普兹,有吉普兹发放生活补贴。
陪同我们参观的有一位老年妇女,当年84岁,精神矍铄,脚步轻盈。她本来在养老院里,听说考夫曼带我们参观就主动出来陪同。她是哈尔滨犹太人,曾在考夫曼父亲的医院里当护士,和考夫曼是老相识。她告诉我们,养老院里对老人照顾得十分周到,如果身体允许,也可自愿参加一点劳动,如做些手工,活动筋骨。考夫曼介绍说,吉普兹一开始是由苏联及东欧的移民创建的。由于当时条件艰苦,还要防备巴勒斯坦人的袭扰,所以吉普兹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性质。这种组织形式约占以色列农村的三分之一。我问考夫曼,如果有人享受这一切福利待遇却不好好工作,怎么办呢?有什么奖惩制度吗?他说,外来人加入吉普兹有两年的预备期,如考验合格,全体成员通过,可成为吉普兹正式成员。这两年的预备期就可以将一些不靠谱的人挡在门外。另外,如真的有人藏奸耍滑,在吉普兹里人人都不愿理他,受到孤立,自己会良心发现,好好工作,回归集体。当然,有的年轻人喜欢有挑战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不愿回吉普兹,那就悉听尊便。通过参观和考夫曼的讲解,我们对以色列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有了了解。
考夫曼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有较深的了解。我在以色列的三年中,每年都为原居中国的以色列犹太人举行春节招待会。考夫曼带着协会会员前来参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他在讲话时动情地说:“你们的盛大节日——春节,也是我们的节日,在犹太人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在中国找到了避风港,中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如今我们身在以色列,中国在我们心中!”
我回国后,我们依然互相牵挂着,每逢节日必通音讯,互道平安。2007年,他给我寄来他撰写的《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的英文版。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年轻时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宽容,好客,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欢迎,尽管中国人视我们为外国人也是事实,但他们接受了我们,他们从来没有侵扰过我们,没有禁止锡安主义运动并允许我们领导社区生活。”
我同考夫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研讨会”上。那是2004年,他不顾80岁高龄,携夫人从特拉维夫飞到哈尔滨,赶来参加研讨会。见他身体依然硬朗,夫人身体也挺好,我非常高兴。在会议的几天里,我和他一起参观犹太会堂,犹太中学,犹太历史展览会,犹太人墓地及其他一些犹太人遗迹。他说,哈尔滨虽然变化很大,但它依然是我年轻时最可爱的家园。出生在这里或者年轻时到过这里的人,依然对过去的岁月充满生动而美好的记忆。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讲解,细说当年的人和事,甚至哪一层楼哪一居室住着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遭遇了哪些苦难,后来如何,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哪里,讲得那样翔实,那样清楚,又那样生动。人们不能不感叹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那条理分明的思维,以及他那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就是哈尔滨犹太人活的历史,是犹太人物和生平的百科全书。
考夫曼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也十分精彩。他讲了随着世界的变迁,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兴衰,讲了他的思考和感怀。他说,当年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排犹的历史,而中国接纳了逃离苦难的犹太人,当世界各地在摧残和杀戮犹太人时,中国保护了犹太人,当世界各地在捣毁犹太人会堂时,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却建起了犹太会堂,当世界各地在焚毁犹太书籍和报刊时,在中国却在出版犹太报刊和书籍。我们这些犹太人怎么能不感念中国呢?怎么能忘记这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呢?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每当风晨雨夕,或闲庭信步时,我和考夫曼相处的一幕幕场景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慈祥的面容,他那会心的微笑,以及他那潇洒自如的谈吐,挥之不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人走了,留下深深的脚印。愿考夫曼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作者潘占林,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