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文明的根基

    以分散的家庭小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儒家伦理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以中央集权为制度框架的中国农业文明，其演化路径及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何在？其对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的影响如何？中和的《中国的诞生》一书，尝试以“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为中心问题，对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富有成果的探讨。

    本书在三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为中国史前史的解释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且可信可稽的理论想象。比如，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凤，其原型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何并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该书通过考辨与诠释，认为龙的原型是闪电，龙图腾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凤的原型是家燕，凤图腾起源于黄河下游。黄河流域的初民由于农业生产辨识季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对闪电和家燕的普遍崇拜，并因为黄河东西部地区的文明融合，最终形成了既有主次秩序、又和谐融洽、彼此不可分割的中华龙凤图腾。这个解释论证充分，想象合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二，对中国文明的演化路径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分析，引人深思。在中和看来，中国早期农业社会的首要问题是生产技术，在生产技术尚不成熟和稳定时，人们只能选择所谓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原始民主，效率成为第一原则，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但在任何文明自身的框架内，生产技术的发展都不是无限的，当生产技术完全成熟稳定之后，社会的首要问题置换为公正和谐，人们转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分散化的小生产，集权统治取代了原始民主，伦理原则取代了效率原则，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中和认为：“中国从物质生产原则的技术化时代向人口生产原则的伦理化时代的演化过程就是中国诞生的过程。”中和还认为，只看到物质生产原则对文明演进的意义是不够的，源于家庭关系的人口生产原则才是文明演进的决定性力量，也才是文明发展的归宿。由此，受益于中国文化的“天理说”和西方文化的“自然法”，中和提出了有别于单一物质生产决定论的“物质-人口双重生产决定论”。

    其三，对“中国诞生”之内在逻辑的揭橥对现当代中国文明的建设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考。关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建构，作者明确指出，“某种意义上的集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必将重新回归人类生活”。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不仅没有否定民主的价值，并对民主的纯粹事实判断与集权的合法性均作了强力辩护。作者认为，我们身处其中的工业文明自诞生以来，迄今仍处于以追求效率为至善的技术化时代，但工业技术的发展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界了，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行将终结。在渐行渐近的工业文明伦理化时代，许多被我们视为“先进的”现代性制度设计，包括西式民主在内，都将受到伦理原则的严格审视和过滤。所谓“社会化大生产”终将且正在再一次回归某种新形式的“家庭小生产”，中国传统文明的智慧发现或将以新的时代形式，再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的正中央。

    作者积十余年之功写就的这部著作，展示了其破译文明演化深层奥秘的学术志向与理论抱负。当然，著作本身并未宣称其已经发现了文明演化的终极真理。此书的意义，乃是在近代以来中国激荡百年史的大视野之下向传统回归的努力，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强烈冲击的又一次现代性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