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一个时代的记忆

一、阴错阳差

 

    1942年，谢飞出生在硝烟弥漫的陕北延安，母亲是一名老红军，父亲谢觉哉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任内务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在那个时局紧张的抗战年代，电影对于生长在窑洞里的谢飞来说，还只是一个城市里才有的传说。

 

    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不到七个月，谢飞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坠地了。医疗和营养条件的落后，不由得让父母为他担忧，便给襁褓中的这个婴孩，取了一个象征“长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着延河水长大，懵懂中迎来了抗战胜利，又在闪烁的记忆碎片里度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从7岁开始，谢飞与共和国都迎来了各自美好的十年。从八一小学、一○一中学、北京四中，到修习书法、表演戏剧，这位少年逐渐展露出自己的文艺天赋，这连老成持重的法学家父亲，也未曾想到。

 

    谢飞读北京四中时，和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甚至还男扮女装反串过一把校园话剧《蔡文娇》。后来，受爱好收集电影说明书的姐姐影响，谢飞迷上了电影。

 

    “以后我将看电影的感想，对影片的艺术处理及演员表演作初步的评论得出结论，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顺的表达。谢飞以此语立下“志向”，一头“栽进去了”，坚持从1957年到1962年写了三本厚厚的观影笔记。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电影，两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评论。

 

    谢飞与谢觉哉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父亲对他更多是精神上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身教。谢觉哉身担要职，没有太多时间直接过问儿子的职业规划，但他却给予谢飞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其实，选择电影作为终身职业，对于谢飞有些阴错阳差。他原本的志愿是去苏联学习俄罗斯的文学和历史，翻译和研究俄罗斯小说。然而，这个计划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搁浅。

 

    自此，谢飞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踏上了自己热爱的电影之路。

 

    谢飞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他对于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有着清醒认识。一种“共和国情结”渗透在谢飞的电影作品里，那是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坚守，是个体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

 

二、理想主义

 

    1979年底，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杨延晋、薛靖的《苦恼人的笑》，滕文骥、吴天明的《生活的颤音》，黄健中以副导演名义拍摄的《小花》，让观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吴贻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郑洞天的《邻居》和张暖忻的《沙鸥》的出现，以及后来陆续摘得的“金鸡”“百花”等多个奖项，正式宣告了中国电影“第四代”的登场。

 

    “第四代”坚持创作与理论互动，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一时的电影创新思潮。恰如他们在“北海读书会”写下的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谢飞，则是“第四代”中将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虽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并不是领跑者，但却几乎是“第四代”导演中唯一的一位将作者立场贯彻始终的实践者。

 

    谢飞一共执导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认同的有6部，包括再现“共和国一代”共同记忆的《我们的田野》，改编自文学名著的《湘女萧萧》，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体现“第四代”诗化意识的《黑骏马》，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益西卓玛》。

 

    谢飞的创作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起伏，苏联诗电影的风格影响了他的电影语法，文学名著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少数民族题材让其才气任意驰骋。他以诗化影像颂扬理想主义，其作品民族韵味与东方气质并存，人文关怀与文艺坚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电影流脉。

 

    1974年至1975年，谢飞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杜鹃山》的场记和《海霞》的副导演。谢铁骊、陈怀皑、钱江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他至今仍保留着拍《杜鹃山》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第三代”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给了他极大影响。

 

    谢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并不被他自己认可。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经过十年的动乱，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于是便和郑洞天联合执导了影片《火娃》和《向导》。

 

    谢飞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但《火娃》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当停机粗剪后，他才发现情节不够，全片长度不到70分钟，需要大幅度的补拍。

 

    谢铁骊看样片时说：“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这句话让谢飞铭记终生。

 

    1965年，谢飞23岁，刚毕业便遭遇“文革”，最初，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直到“文革”后期，他才猛然醒悟。

 

    十年浩劫结束了，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谢飞也在自我反思，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我们的田野》。

 

    1981年，谢飞带着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到北大荒拍摄了一部半个小时的黑白短片作业——《我们的田野》。

 

    编剧兼导演潘渊亮在北大荒劳动生活过七年，而谢飞在“文革”中也在白洋淀农村种了四年水稻。相同的经历让两人产生共鸣，1983年，谢飞与潘渊亮等人共同对电影进行改编，把它拍成了一部彩色故事长片，以知识青年陈希南等人的执着来颂扬理想主义。

 

    正如电影中所说：“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青春和信仰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青春不会毁灭，不会消亡，正像一场大火之后不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从黑色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新、更美、更茁壮。”谢飞也在灰烬底部孕育新生，释放沉积的激情，《我们的田野》成为他创作谱系中唯一一部直接渗透自身情感和经历的电影。

 

    电影中，青年们曾深情唱起一首20世纪50年代广为流传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这正是谢飞对逝去年华的呼唤。

 

    《我们的田野》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当时有一批对“文革”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谢飞的这部“处女作”真诚、抒情，但人物塑造稍弱，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也使影片温情有余，批判不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谢飞感觉到，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文革”之源。影片《湘女萧萧》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

 

    电影《湘女萧萧》改编自沈从文的名作《萧萧》，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终于熬成婆婆，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

 

    “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成了题眼。电影也首次出现裸体和“野合”的场面，突破了传统电影中“性与裸体的禁区”。

 

    与《我们的田野》相似，《湘女萧萧》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学术艺术氛围浓厚。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还作为我国首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的影片，在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地上映。

 

三、走向成熟

 

    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谢飞的电影越发成熟。

 

    从《我们的田野》中的理想主义到《本命年》的生命底色，谢飞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更进一步，而到了《黑骏马》时，他更是返璞归真，重新回归到诗意的精神家园。

 

    1986年至1987年，谢飞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开阔眼界之余，他也开始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面性。

 

    回国之后，谢飞迎头碰上了市场经济和文化转型，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创作也都开始聚焦这种社会变革。谢飞反思，自己前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过于单薄，他开始深入挖掘更为丰富真实的人性。

 

    于是，谢飞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搬上银幕，即1988年的电影《本命年》。

 

    影片展示了个体户青年李慧泉苦恼而又无意义的生活，刻画了一出丧失理想和信仰后的人生悲剧。谢飞想以此“为一代青年立传”，表现社会变动在城市普通人身上的反映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与《我们的田野》相比，《本命年》同样将镜头聚焦在年轻人身上，也同样是对真诚、理想和美的呼唤，但泉子无意义死去的灰暗结尾却与《我们的田野》中的理想主义截然不同。

 

    这种客观冷峻的呈现，恰恰表明了谢飞对生活的认识更为清醒和成熟。

 

    另外，演员姜文，摄影师肖风（张艺谋的同学）、录音师吴凌（田壮壮、姜文的影片都由她录音）等“第五代”青年影人的加入，也使这部电影颇具几分现代色彩。

 

    此后，谢飞继续着自己对人性的思考，拍摄了《香魂女》（1993年）。影片表现了一个复杂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折射出中国农村妇女命运的不幸，展示了她们纯洁、辛勤和坚强的本色，同时也对她们的愚昧与不觉醒进行了温和的批判。

 

    1993年2月，电影《香魂女》和《喜宴》在第四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同获金熊奖。相比之下，李安的《喜宴》更多是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对文化的包容性进行肯定，而谢飞的《香魂女》则更多地表现为东方乡土社会对于精神文化观念缺失的集体无意识的批判。

 

    《香魂女》还获得1993年度政府优秀影片荣誉奖、美国芝加哥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香港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以及1999年法国亚洲电影节公众大奖等殊荣。

 

    20世纪90年代，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被卷入风起云涌的商业化大潮。谢飞拍摄速度减缓，却仍于困顿中另辟蹊径。他以少数民族故事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别样的风俗继续探讨人性，呼唤理想主义——根据张承志同名小说改编的《黑骏马》（1995年）便应时而生。而作家梁晓声说，选择拍摄《黑骏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壮的事。

 

    这部电影就像一首赞美辽阔草原之母的抒情诗，影片中带有神奇色彩的黑骏马，悠长婉转的牧歌，广袤无边的草原，都成为蒙古族人精神的一种表征。男主角回到成长的草原，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返乡之旅，也得以寻回遗失的人伦温情。

 

    在以索米娅等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白音宝力格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谢飞试图复归人类的精神家园。电影温柔敦厚的影像，也成为“第四代”诗化镜语的极佳样本。

 

    《黑骏马》获1995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上海影评人奖最佳影片奖与最佳导演奖，以及俄罗斯第五届圣彼得堡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四、老骥伏枥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谢飞还是一名教师，一个管理者，一位呼吁者和活动家。他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后又赴美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他身兼诸多电影机构要职，还亲自操办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其多重身份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面貌。

 

    1965年，风华正茂的谢飞毕业留校任教，就在他满心欢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文革”开始了。1969年，谢飞去了保定白洋淀附近的干校。1974年，调回了“五七艺校”，开始了教师生涯。1980年至1988年，他又担任了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管理教学。

 

    在早期，谢飞的重心放在拍片实践上：“在我开始做教师的前十几年里，我是既做老师，也在做学生，因为要补艺术实践的课，因为只有通过亲自的拍片实践，才能获得真本事、真经验，才能教好学生。”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曾披露一则逸闻：当初，谢飞指导78班拍摄毕业作品时，不避越俎代庖之嫌亲自上阵，师生间就此引发过争执，实因其创作力遭“文革”浩劫压制太久了所造成。

 

    教学相长，学者的身份也影响着谢飞的创作：“有人说拍电影和教电影是两回事，前者需要热情，后者需要理智。我以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作为“教授导演”，谢飞独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儒将风范，他的影片也始终贯穿着严肃思考和人文精神。

 

    来到21世纪，在拍完电影《益西卓玛》以后，谢飞的重心开始转向教育。正如他所说：“20岁到50岁是艺术家创作的黄金时间，而50岁到70岁，甚至更老，才是艺术教师的最佳时光。我自己几十年游走于拍片与教书之间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条规律。”

 

    这期间，谢飞拍过两部电视连续剧《日出》和《豪门惊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电视剧导演教学的第一手实践经验。其间，谢飞还亲手栽培了“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田壮壮和黄建新等人，“新生代”导演贾樟柯、陆川、管虎、王小帅等也都受过这位前辈的指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谢飞就已成为与国际影坛接轨的中国电影人代表。他曾出任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第四届国际学生电影节的评委，并利用参展评审的机会将国外先进的影视资源嫁接国内，传授学生国际影坛的最新创作理念。赴美讲学期间，他曾用自己积蓄的外汇补贴为学院购买了200多部国外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影片资料。

 

    近几年，谢飞更是创办了“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而所送审的国内影片，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主审。

 

    2010年之后，谢飞作为艺术顾问指导了三部电影的拍摄，即根据方方同名小说改编的《万箭穿心》、金舸导演、王景春主演的《向阳坡传说》以及摇滚歌手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也曾和弟子张宝全默契配合，推出了多部中低成本的艺术电影。

 

    谢飞倡导建立艺术影院，为文艺片寻找更多出路。他本人一直坚守艺术电影，但却以客观开放的态度，鼓励学生走主流商业市场，各抒其长。

 

    岁月浮躁，更易看出一个人的真品格和真性情。谢飞虽身兼数职，为人却低调沉稳。老骥伏枥的志向，更源自终身的热爱。

 

    如今，谢飞已不再拍戏，但翻阅他的电影历程，其中的光彩许是这个时代进程中的夺目一瞬，那时的绚烂在今天也未曾归于静默。

 

    一个时代的记忆，仍在谢飞电影投射出的光束中，照亮一代代观众的心与眼。

 

对话

 

    问：“第四代”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时逢文化艺术改革，抱着很纯粹的目的去追求文艺，您觉得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还有吗？

 

    答：这种精神失落了。现在有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还在认认真真地观察生活和写作。因为写作并不需要多少钱，只要发表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中国电影需要增加文学价值。电影投资比较大，需要回报。再加上《小时代》这些电影，几千万能赚好几个亿，你干嘛不按照那个去编去闹呢，于是很多人急功近利。

 

    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创作环境以及电影热潮，比如像《小时代》引发的热议？

 

    答：《小时代》的第一集，我个人觉得还过得去。因为它是一个新导演拍摄的第一部戏，比我的本科和硕士生的第一部戏还要好。因为导演有文学基础，再加上他曾经学过影视创作。这部电影的逻辑有些问题，可能跟它是一个有好几集的系列片有关。其实你看看某些卫视放映的电视剧，哪个不是这样，他们已经形成了套路。可能比较庸俗，但有人说它价值取向错误，我不这样认为。

 

    问：您对下一代的期许是什么？

 

    答：我期许他们应该对这个时代有所突破。现在是一个小电影时代，看电影的人其实很少，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并不是全社会看电影，而我们那时承载的是全社会的目光，从7岁到80岁。

 

    所以，那是个大电影时代，是会出现好作品的，因为全社会的人都在看。现在的年轻观众，大都是看电脑玩游戏长大，他们当然要看那些打闹的，比如机器人、外太空等等。现在，连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都进不了院线了，他都开始转向电视剧了。在美国很多电视剧已经拍得比电影好了，因为它面对的是成人观众。

 

    斯皮尔伯格也讲，影院电影是会崩盘的，因为它迎合的是小孩子们的娱乐。2013年最好的《1942》，还有《万箭穿心》，票房都不是很理想，原因就是该去的人没有去，尤其是在中国，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全世界的影院都是下午4点才开始运作的，没有咱们这样的。所以，应该把网络等各种方式纳入进来。还想在影院里有高质量的艺术片出现，不太可能。

 

    问：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答：什么方向都可以。有些人就适合做娱乐片、喜剧片或闹剧，像《疯狂的石头》，那他就去做吧，可能票房很好。有些人就适合做文艺片，像拍了《记忆望着我》的宋方，你让她拍别的，她也没兴趣。

 

    学生是各种各样的，不是说这些学生就该怎么改变自己，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该怎样更加市场化，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也不要一天到晚净想着什么走向世界，要先把自己的十三亿观众拉进电影院。现在国内电影观众观影人均连一次都不到，全世界是三次到五次。把这些人拉进影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如果这些人都爱看电影，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到外面赚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