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达，文化繁荣很重要

    比利时目前大约有20位汉学家，有两所大学开办汉学系。日前，在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记者采访了比利时著名汉学家史蒙年教授。

    记者：您好，史教授！请您介绍一下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情况。

    史蒙年：我曾担任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馆长多年，并兼任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院长。现在我退休了，仍义务担任汉学院院长，发挥余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凡尔赛会议，中国属于战胜一方的协约国阵营，有志之士趁此机会竞相奔走，呼吁各国减轻中国赔款的负担。法国首先表态，以部分庚子赔款于1919年成立法国高等汉学研究院。10年后，也就是1929年，比利时在皇家美术与历史博物馆内，成立了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近百年来，该研究院在比利时汉学研究、资料收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现在，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中文图书馆。在中文图书馆的数万册藏书中，有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共1500册，这是比利时唯一的一套四库全书。中国馆则有几件在全球都知名的“国宝”级文物，其中包括战国时期的“针刻纹三角援戈”。

    记者：请您谈谈您和中国文化的渊源。

    史蒙年：由于家庭的原因，我最早读的是法律，因为学法律可以有更宽广的发展。但由于自己对艺术，尤其是书画艺术的兴趣，我最终选择了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20世纪60年代，我在台湾学习了2年，之后又到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深造5年，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书法的博士论文。在欧洲乃至西方，我是第一位以中国书法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西方学者。我对中国书法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中国书法之“美”，它与西方美学原则毫无二致。

    记者：请您谈谈您对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看法。

    史蒙年：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与中国建交前后，我作为文化专员先后被派驻香港和北京，总共住了11年。但那时的中国与今天不一样，我对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印象深刻。一个国家的发达，当然要依靠经济的发展，但文化的繁荣也很重要。当然，说到底，对中国人好的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

    记者：您对进一步推动中比文化交流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史蒙年：近年来，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高等汉学研究院都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对于研究安排，各个地区各自为政；因为经费比较紧张，高等汉学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志愿者来维持；大量中国书画收藏没有展出或没有收藏条件，导致博物馆游客不多。目前，我们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脑，用的还是多年前的旧式显示屏。我认为，法国将高等汉学研究院纳入法兰西学院，由国家提供保障，这个办法最好。但在比利时，由于法语、佛拉芒语区政坛互不合作的现实，目前高等汉学研究院要想大发展还面临困难。

    （本报布鲁塞尔3月30日电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何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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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蒙年教授 曾任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馆长多年，并兼任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院院长，现已退休。20世纪60年代，曾在台湾学习2年，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深造5年。20世纪70年代作为比利时文化专员先后被派驻香港和北京，长达11年。他在西方第一个以中国书法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在他的影响下欧洲逐渐产生了一些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