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林：当“打假”成为一种职业

    偶然从王府井书店买来一本《北方狼》，讲的是职业打假人的故事，我边读边想，故事主人公刘殿林的遭遇和经历若搁我身上，估计一回我就该“撂爪”了。

    刘殿林打假18年了，从“个人”打成了“老板”，从“不惑”打到了“花甲”，说实话，真真不易！据说现在要隐退，我倒是打心底为他松了口气。

    在我看来，“刘殿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从王海开始，到刘殿林，再到张磊、叶光、喻晖、杨连弟等等。职业打假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市场上假货太猖狂。改革开放这三十来年，市场的繁荣和消费者的慷慨、宽容给了假货肥沃的土壤，致使假货就像庄稼地里滋生的杂草一样疯长。假货何止是杂草的野蛮，简直是吞噬市场肌体的毒瘤！

    当然，刘殿林们打假，打得理直气壮，凭的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盖世奇功，无非是手里捧着的一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站在了诚信这个理上。但要真正做到让制假者闻风丧胆，谈何容易。有人总结“打坛”不倒翁的生存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纯粹的个人打假，在流通领域购假索赔；二是公司打假，接受厂家的委托，帮助厂家调查假货源头，配合执法机关联手打假；三是两者相结合，一边从事公司打假业务，一边有选择地打假索赔，借此赢得媒体和舆论的支持，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团队。不过，读完《北方狼》刘殿林的故事，我发现，与其说打假分“三种方式”，倒不如说是“三个阶段”贴切，因为这些刘殿林都经历了，他也因此从“一匹狼”变成了“一群狼”，从“打假个体”变成了“千万资产的公司老板”——只是这个过程太坎坷。

    那么，问题来了。

    打假一旦公司化运作，则免不了逐利，至少会被贴上逐利的标签，那么它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公义，便会被蒙上一层暧昧的色彩，甚至打假人也渐渐从媒体的宠儿沦为了非议的对象。《南方周末》记者就曾对“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笑言，你现在已经被“毁容”了。王海苦笑回应：我知道，无所谓。但他接下去的后半句，令人深思：“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启蒙，这个作用早已实现，我没有太多的奢求。”

    诚信有序的社会，本不该有刘殿林们的饭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是每个消费者可以随时拿起的“武器”。刘殿林们其实只是消费者维权意识和市场诚信缺失、监管缺位的产物。打假成名，不是打假者的荣耀，而是文明社会的尴尬。如果刘殿林们隐退，打假的“正规军”该怎么办。打假不能有真空，纳税人供养的公共利益看护者，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