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作家应该手握两支笔

    目光炯炯，眉间川字——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他都带着“思想者”的表情。“很多进城打工者已不能回家，更不愿回家，年轻人恨不得一刀剪断这根连着乡村的文化脐带。”谈及这些，川字眉蹙得更紧。

    梁晓声今年考虑的提案和面对城镇化进程的农村有关。“这要分为两种情况，地级以上城市周边的农村，是地方政府特别关注的，也是房地产商特别关注的，要避免发展成为一种不成熟的‘亚城市’状态；而另一种偏远的、落后的农村，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别让走出农村的年轻人因为巨大的城乡裂隙而‘再也不能回头’。”

    他更愿意从个体命运而非社会大势的角度观察城镇化。“其实可以探索恢复乡村塾学教育，给留守儿童开蒙。不见得要有一所正规的学校，但要有一位资深的、愿意承担塾学教育的老师。他们不但可以教留守儿童读书，还要教他们做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有助于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撤点并校”的两难。

    连任3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历十余年履职生涯，除了留守儿童，梁晓声提案中的“主人公”还曾包括农民、农民工、城镇退休工人。除了城镇化，他建言中的“关键词”还有“免除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曾以“知青文学”蜚声海内外，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却更多地转向了非虚构写作。无论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还是《中国生存启示录》，都是从真实的社会小切口观察、思考转型社会的生态。这种作家视野向社会学学者视野的转变，正与他政协委员的身份相伴随。

    “少年读书时，我所尊敬的那些作家，比如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既写小说，又写社会评论。这给我带来的启示就是，作家应该手握两支笔，一方面写文学作品，一方面对社会发言。”梁晓声说。（本报记者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