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脚步

    中国传统建筑在取得过独特的伟大成就以后，终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从20世纪初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战以前，可以说，西方曾经有过的各种主义在中国都曾出现过：新古典主义、折中主义、现代主义（摩登建筑）等，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现。与其相抗，近代中国建筑又掀起了一股声势不小的“民族形式”建筑运动。

    建于1926年的中山陵是中国青年建筑师吕彦直的优秀作品。该陵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在入口设石牌坊，以缓坡经长长的神道抵达正门，再至大碑亭，过亭后坡度加大，以很宽的台阶和平台相间次第上升，直达祭堂。全程坡度由缓而陡，造成瞻仰者逐步加强的“高山仰止”的严肃气氛。宽阔的大台阶把尺度不太大的祭堂和其他建筑连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取得庄严的效果。

    祭堂平面近方，四角各有一个角室。外观为重檐歇山顶，覆深蓝色琉璃瓦，角室高出下檐，构成四个坚实的墙墩，墙、柱都是白色石头，衬以蓝天绿树，十分雅洁庄重，沉静肃穆。

    1949年以后，中国建筑设计思想紧跟苏联，又由于穷困的国情，建筑大多比较节俭。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筑创作才步上了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1996年），为纪念30万遇难同胞和血泪国耻，建在大屠杀13处尸骨场之一的南京江东门。

    设计以环境氛围的经营为重点。从南入口进入，广场北端有以“金陵劫难”为主题的大型雕塑。西行至陈列馆北，是基地最高处，向南拾级而上，以中、英、日文镌刻的“遇难者300000”大字赫然在目，触目惊心。从陈列馆的屋顶平台俯瞰全场，大片卵石隔绝了一切生机，惨然呈现凄凉悲愤的景象。枯树、母亲雕像和浮雕墙上的同胞受难场景，进一步烘托了悲愤之情。卵石场周边的青青春草则点示了生与死的斗争。半地下的遗骨室内呈现出累累尸骨的地层断面。从西边进入陈列馆，甬道两边的倾斜石墙恍如墓道。

    全馆以石料贴砌内外墙面，青石砌筑围墙，色调庄重统一。建筑低矮，采横向构图，尽量消隐，重点在于突出环境氛围。

    孔子研究院（1999年）在山东曲阜孔庙南门大成路西，院内东西、南北两条轴线贯穿。从东届西，两座牌坊之间是广袤的中心广场（辟雍广场），80米见方，北面主楼俯视，东、西、南三面长廊围护。正中则为外方内圆的水池围绕的圆形平台。广场正北是高30米的主楼，楼88.8米见方，高四层，布局参考了传统的高台明堂式建筑。轴线西端另有会议中心，也是一组宏大的建筑。

    广场和建筑各部分，又充满各种数字、色彩和质地的象征处理，如天圆地方、天苍地黄、金声玉振、七十二贤以及五行、五帝、五色、五音、五味的相配等等。

    综观孔子研究院，堂堂大度，简洁朴拙，颇得汉代建筑韵味，也恰与现代建筑强调的总的造型原则相合，因而也具有浓厚的现代感。

    随着国门的更加开放和城市建设的日益复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建筑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批不太了解中国文化和国情的建筑师涌入中国，并影响了一些追赶潮流的青年建筑师，设计了一批包括所谓“先锋派”在内的作品，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新、奇、特、怪、洋，甚至包含恶俗的隐喻，浪费能源和资源，引起了巨大争论。

    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应该反对不承认建筑是一种艺术。现实的建筑创作，不仅应遵循“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对于那些处于高层级状态的建筑来说，还必须补充以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艺术和文化等要求，作为创作的追求和品评的标尺。另一方面，也必须反对片面强调其艺术性，违反建筑本性，将“建筑”整体当作一种“纯艺术”，以突出自我表现追求奇、特、怪为目的的所谓“先锋派”。中国建筑创作应回归建筑本体，在整个创作中，中国的国情包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等要求，都是考虑问题的前提。

    摘自《建筑的意境》 萧默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