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利品

“神奇”的牛肉罐头

    太初有肉（这是作者对《圣经·约翰福音》之首句“太初有道”的戏仿）。更确切地说，太初有二战，有我故乡城的被围困，有那场大饥荒，它夺走的生命超过殒于炸弹、炮弹和子弹的人之总和。在围困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格勒围困战”，它自1941年9月8日至1944年1月27日共持续900天）快结束时，有了来自美国的牛肉罐头。我觉得好像是“斯威夫特牌”的，虽说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我初次尝到这罐头的滋味时，年方四岁。

    这或许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吃肉。然而，我记得更牢的却并非那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形状。高高的方形铁盒，一侧附有一个钥匙状的开罐器，这些罐头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机械原则，某种不同的整体感受。那把开罐钥匙卷起一圈细细的金属铁皮，罐头便被打开，对于一位俄国儿童来说这不啻一个发现，因为我们之前只知道用刀来开罐头。整个国家还靠钉子、锤头、螺母和螺栓支撑，我们的生活也多半仍以此为基础。因此，始终无人能向我解释这些罐头的密封方式。我当时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开罐头，只见她摘下开罐器，掰开小小的铁舌头，把铁舌头穿进开罐器上的小孔，然后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开罐器，神奇极了。

    在这些罐头的内涵早已被消化排泄之后的许多年，这些高高的、四角圆滑（就像银幕！）的罐头盒，这些两侧印有外文字母的深红或褐色的罐头盒，仍旧摆在许多人家的书架和窗台上，有些被当作审美对象，有些被当作储物筒，可以用来放置铅笔、改锥、胶卷、钉子等杂物。它们也时常被用作花瓶。

    我们后来再也没见到这些罐头，无论是它们胶冻状的内涵还是其外形。它们的价值与时俱增，最终成了儿童贸易中越来越稀罕的东西。这样一个罐头盒可以换得一把德国刺刀、一根水兵腰带或一个放大镜。它们锋利的边缘曾割破我们许多人的手指。不过，我在三年级时已骄傲地拥有了两个这样的罐头盒。

短波收音机的“秘密”

    我们健在的父亲们，他们每个人自然都存有某些战争纪念品。这或是一副望远镜（蔡司牌！），或是一顶带有相应标志的德国潜艇军官军帽，或是一架镶嵌着珠母的手风琴，或是一只银烟盒、一台留声机，或是一个相机。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拿出一台短波收音机，让我欣喜若狂。这是一台“飞利浦”牌收音机，它能收到世界各地的电台，从哥本哈根到苏腊巴亚。至少，这台收音机的黄色调台面板上标出了这些城市。

    这台“飞利浦”收音机就当时的标准看相当轻便，是一个十乘十四英寸大的褐色塑料匣子，带有上面提及的黄色调台面板和一个用来显示接收信号好坏的绿色信号装置，这装置如猫眼一般，绝对让人着迷。如果我没记错，这台收音机只有六根阴极管，一根两英尺长的普通电线便是它的天线。但这造成一个困难。把天线挑出窗外，这对于警察而言只有一种意思。要把你的收音机连到楼上的公共天线上去，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而这专业人士便会反过来对你的收音机表现出不必要的关注。总之，人们不该拥有一台外国收音机。解决方式就是在你房间的天花板上弄出一个蛛网般的装置，我就是这么做的，可以收听到英语、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法语和瑞典语的广播节目。这些外语我全都不懂，但这里有美国之音的“爵士乐时间”，其音乐主持人就是拥有世界上最美声音的男中低音歌手威利斯·考诺沃！

    仰仗这台褐色的、像旧皮鞋一般锃亮的“飞利浦”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英语，第一次踏进爵士乐的万神殿。在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挂在我们嘴边的那些德国名称开始渐渐地被这样一些人名所替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顿、艾拉·菲兹杰拉德、克里夫特·布朗、斯德内·贝切特、迪安戈·瑞因哈德和查理·帕克。我记得，甚至连我们的步态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高度俄国化骨骼的各个关节也开始“摇摆”起来。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我并非唯一懂得如何很好使用那两英尺普通电线的人。

    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座夜间的城市，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当我在三十二岁时真的来到维也纳，我立即觉得，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似乎很熟悉这个地方。

    这是一台很结实的机器。一天，见我终日沉湎于各种广播频道，父亲怒火中烧，把收音机摔在地板上，收音机散架了，但它仍能收听节目。我不敢把它拿到专门的收音机修理铺去，而试图利用胶水和胶带等各种手段来竭尽所能地修复这道如同奥得河-尼斯河界线（德国和波兰间的边界线）的裂痕。但是自此时起，这台收音机的存在状态始终是结构松散的两个笨重部分。当阴极管坏了，这台收音机便寿终正寝。即便它成了一个哑巴盒子，也依然留在我们家，与我们这个家庭共存亡。

好莱坞影迷

    但最重要的战利品当然还是电影！电影有很多，它们大多是战前的好莱坞产品。当我们看到影片《人猿泰山》里一位赤身裸体的长发单身男人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追求一位金发女郎，带着他那只充任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随从）之职的黑猩猩以及那根作为交通工具的长藤以后，一刹那间，我们全都留起长发。紧随其后的是喇叭裤。唉，为了说服我们的母亲、姐妹、姨妈把我们那些千篇一律的黑色胖腿裤改成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李维斯牌牛仔裤之直腿先驱，我们付出了多少痛苦、计谋和努力啊！正因为如此，一位在五六十年代长大的男人如今在买裤子时便会感到绝望，他发现所有的裤子都松松垮垮，样式可笑！

    在这些战利品中，人们偶尔也能撞上真正的杰作。比如，我就记得由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汉密尔顿夫人》，还有当时还很年轻的英格丽·褒曼出演的《煤气灯下》。地下产业很是小心翼翼，有时在公厕或公园里，可以从一位可疑人士的手里买到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男女演员剧照。一身海盗打扮的埃罗尔·弗林是我最珍贵的收藏，我在许多年间一直试图模仿他高昂的下巴和能独自上挑的左眉。后一个动作我始终未能模仿成功。

    在结束这段马屁话之前，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提及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相似之处，即我年轻时对札瑞·朗德尔的迷恋。我仅见过她一次，在那部名叫《走上断头台》的影片中，该片写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布罗茨基曾以玛丽一世为对象写下组诗《献给玛丽·斯图亚特的十二首十四行诗》）。我只记住了影片中的一个场景，即她那位年轻侍从把脑袋放在他在劫难逃的女王的美妙大腿上。在我看来，她是有史以来出现在银幕上的最美的女人，我后来的趣味和偏好尽管相当得体，却依然是她的标准之翻版。若是历数自己那些不成功的罗曼史，奇怪的是，最令我心满意足的居然正是这一段。

    朗德尔好像在两三年前死于斯德哥尔摩。此前不久，她推出一张流行歌曲唱片，其中一首题为《诺夫哥罗德的玫瑰》，其旋律远胜过《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主题。演唱者的音色近乎玛琳·黛德丽，但她的演唱技巧却更胜一筹。朗德尔的确在歌唱，而非朗诵。我时常想，德国人听到这样的旋律后便不再会齐步向前迈进了。细想一下，我们这个世纪创造了太多的伤感作品，胜过此前任何一个世纪，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引起我们更多关注。或许，感伤作品应被视为一种认知工具，尤其在面对我们这个世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因为感伤的确与痛苦血肉相连，是后者的小弟弟。我们大家均有更多的理由待在家里，而不愿齐步行军。如若你只能听到那十分伤悲的旋律，那么哪里才是你行军的终点呢？

    我觉得，我这一代人是战前和战后这些梦工场产品的最忠实观众。我们中的某些人一度成为痴心影迷。我们对情节自身毫不在意，却关注每个镜头中出现的实物，一条街道或一套房间，男主角汽车里的仪表盘或女主角身着的服装，以及他们活动于其间的空间和场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完全可以确定影片的拍摄地点，有时，仅凭两三幢建筑我们便能区分热那亚和那不勒斯，至少能区分巴黎和罗马。我们把那些城市的地图装进脑海，时常会因让娜·莫罗在这部影片中的地址或让·马莱在另一部影片中的住处而争得不可开交。

    不过，这一切均发生于稍后的六十年代末。再后来，我们对电影的兴趣便开始逐渐降低。当我们意识到那些电影导演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能告诉给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此时，我们已成为成熟的图书读者，成为《外国文学》杂志的订阅者，我们去电影院的兴致越来越低，我们意识到，去了解你永远也不可能居住的那些地方是毫无意义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切是后来才发生的，当时我们已三十出头。

意外收获的唱片

    在我十五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一幢巨大住宅楼围成的院落里，在用铁钉封装一只装满各种地理仪器的木箱，这箱子将被运往（苏联）远东，我自己随后也将去往那里，加入在那里的一支勘察队伍。这是五月初，但天气很热，我汗流满面，感到十分苦闷。突然，自顶楼一个敞开的窗户传出一阵歌声，“A-tisker， a-tasker”，是艾拉·菲兹杰拉德的声音。这是在一九五五年或是一九五六年，地点是俄国列宁格勒郊外肮脏的工业区。我记得，我当时想到：天哪，他们需要出产多少唱片，才能让其中的一张抵达这里，抵达这幢砖石混凝土的绝对虚无之地，置身于烟熏火燎的床单和紫色的短裤之间！我对自己说，这便是资本主义之实质，即借助过剩、借助过分来战胜一切。不是借助中央计划，而是借助霰弹。

    我之所以熟悉这首歌，部分由于我那台收音机，部分由于五十年代的每位都市青年均有自己所谓的“骨头音乐”收藏。“骨头音乐”即一张X光胶片，人们自己在上面刻上某段爵士乐。我始终未能掌握这门刻录手艺，但我相信其步骤并不十分复杂，因为订货一直很稳定，价格也很合理。

    这些看上去略显病态的唱片，其获得方式与那些西方电影明星的咖啡色照片一样，买卖地点是公园、公厕、跳蚤市场或当时著名的“鸡尾酒厅”，在“鸡尾酒厅”里，人们可以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小口抿着泡沫牛奶冰激凌，想象自己身在西方。

    我越是这么想，便越是坚信这就是西方。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于是我们变得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如若说美国即西方的边缘，西方的终端，那么我得说，我们就处于距西方海岸一两千英里远的地方。处于太平洋中间。

    我相信，我接触到的最初几个英文单词就是“His Master's Voice”（英文，意为“它主人的声音”，为一家英国唱片连锁销售公司，标识是一只听留声机的小狗，简称HMV），因为我们一般自三年级开始学英文，当时大约十岁，而我父亲自远东服役归来时我才八岁。对于我父亲而言战争是在中国结束的，但他带回的东西却大多是日本货，因为日本最终战败了。他带回的东西主要是唱片。它们被装在厚实但精致的硬纸盒里，盒上写有金色的日文字母，有的封套上绘有一位衣着很少的少女，她正在陪一位身穿礼服的绅士跳舞。每个盒子里装有一打乌黑锃亮的唱片，它们贴有金红相间和金黑相间的标签，在厚厚的封套里隐约可辨。它们大多是“His Master's Voice”和“Columbia”（英文，即“哥伦比亚公司”）的产品，尽管后一个公司的发音要简单一些，可该公司的唱片上只有文字，于是那只若有所思的小狗便占了上风。

    这只狗的存在居然影响到了我的音乐选择。其结果，我在十来岁时就熟悉恩里科·卡鲁索和蒂托·斯基帕，胜过我对狐步舞和探戈舞的了解。这些唱片里还有斯托科夫斯基和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各种序曲和经典杰作，有玛丽安·安德森演唱的《圣母颂》，还有完整的《卡门》和《罗恩格林》，我想不起后两部歌剧的演唱者了，但我记得我母亲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

    实际上，这套唱片包含了战前欧洲中产阶级的所有音乐食粮，它们很晚才抵达我们这里，或许因此才让我们感觉双倍的甜蜜。它们就是由这只若有所思的小狗带给你的，更确切地说，是它用嘴巴叼来的。我至少花费了十年时间来搞清“His Master's Voice”是什么意思：一只狗在倾听它主人的声音。我起先以为这只狗在听它自己吠声的录音，因为我不知为何把留声机的扬声器也当成了话筒，由于狗通常都跑在主人的前面，因此我整个童年时期一直认为这个标签的意思就是：这条小狗发出声音，预告他的主人即将到来。不管怎样，这只小狗反正跑遍了整个世界，因为我父亲是在关东军溃败之后于上海找到这些唱片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抵达我的现实的。

    （摘编自《世界文学》2013年第6期，编辑孔霞蔚）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美籍俄裔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布罗茨基的诗歌既典雅深厚，又先锋冷峻，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之一；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英语散文作者，他的两部散文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 1986）和《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1995）先后获得包括美国国会评论奖在内的许多奖励，并在世界文学界获得良好口碑。《战利品》译自《悲伤与理智》。在这篇形式古典而情调轻快的文章中，布罗茨基继续讲述关于他青年时代的有趣并时而辛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