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一词,常常被解释为:“刚强不屈的气概。”有时也表示诗文的风格或书法的笔力遒劲。当然,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物的征象比拟了人的品格操守。有时读其诗文、览其著述,可以想见其人凛凛风骨、其音铿锵、其形轩昂。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古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描绘的精神力量,千百年之后,仍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也刻进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吴晗先生的一篇《谈骨气》,以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大丈夫”的骨气所在。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一文中说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将吊诡多变的历史长河中,如恒星般坚守的正气凌然托出于世。
以骨气所自持的人,虽千万人吾往矣。饶平如先生的《平如美裳》、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笔一笔留存着中国家庭半个世纪的记忆,也构建了中国人足以经受时间磨砺的坚强美好的精神世界。骨气之中蕴藏了何等温润持守的力量。以骨气所灌注的国家民族,任风雨如磐,毫不动摇。19世纪的世界版图跌宕变迁,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不堪列强蹂躏轰然崩溃,而同样饱受苦难洗礼的中华民族,以不屈的抗争和不竭的探索,孕沙成珠,始终屹立。骨气之中又铺垫了多少卧薪尝胆的隐忍。
素以对国民性,尤其是其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缺点鞭辟入里而迥出时辈的鲁迅先生,从正史里采撷出国之脊梁的光耀,也从《一件小事》的人力车夫身上感受到普通大众的担当,赋予“骨气”在传奇之外的更普适的含义。
中国人的骨气,是对人格尊严的坚持。没有人格尊严,就不足以立身。人民希望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受伤害,希望教育、工作的机会不受剥夺,希望发展、进步的道路不受阻塞。中国人的骨气,常常是一种公义之气。没有公平正义,人格尊严就缺乏保证。对社会不公,对权力滥用,对垄断、贪腐、特权,人民的态度是不妥协、“零容忍”。骨气支撑人们为了清正公平的社会生活而坚持奋斗。中国人的骨气,是对真相真知的追求。没有真相遑论正义。从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到严肃学者直面社会真相、正视现实担当,既是传统文脉,也是现代精神。人们拒绝历史谎言,也拒绝伪公知、伪启蒙、伪科学。骨气将人们引向由“真”臻于“善”和“美”之路。
坚持人格尊严,匡扶公平正义,追求真相真知,皆以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为准心,由此,才能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章太炎曾言,“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感叹复杂现实裹挟之下立定心志的艰难。在今天,我们谈论文化,必须谈及骨气,概因骨气乃“道义”之所在。每一个具体个体首先有了激浊扬清、锲而不舍的骨气,国家民族文化才有力量。
骨气支撑着现实功利得失之外的道德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文化的化境与终极追求。一个以“小情调”为共同体认的社会,必定是患有“软骨病”的,治学者趋炎附势,量产学术废品,从艺者追名逐利,华章异彩、歌舞升平之下精神匮乏;平庸叙事碎片化,由于缺乏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宏大题材和主旋律显得大而不当,看不到凝聚人心的正能量,由于缺乏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历史题材和传统文化沦为奇技淫巧,戏说、解构泛滥。
文以载道。文化不单是锦上添花,更不是饱暖思淫欲,而首先是人类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对未来的严肃构思。有人做过如此论断:任何无助于催生新的文明体制的文学或艺术,都是不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不道德的,极言正气与风骨对于文化的重要性。辞虽激越,情却铮铮。被抽去正气与风骨的文化,模糊人之为“人”与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的倾销对象的根本区别,混淆是非正斜,粉饰历史,为谎言背书、作注。这样的文化,不致力于真相、真知,不承担现实拷问,不探究理想与新生,再怎么烈火烹油、繁花似锦,都不具有生命力,谈何“软实力”?
人们追求正气得以涵养、风骨得以砥砺的“大时代”:书本里有“文骨”,舞台上有“戏骨”。如果文艺工作者一门心思只想挣钱,那么,高濯致远的文化和学术气质,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夙愿将永难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