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可能是承受最多偏见的中国城市。”近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调研团队集体采写的《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以下简称《东莞人》)一书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该书的副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胡传吉介绍,师生们走出大学校门,牵手地方政府,用讲故事的口吻,向社会“传达有文化的东西,感受文化的体温”,进一步弘扬历史文化,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校地合作
学生调研穿街走巷,“挨了闷棍”也成长
最近两年,随着旨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2011计划”出台,协同创新成为国内高校紧迫的任务。作为传统上“拉不动GDP”的人文科学,如何“接地气”,参与协同创新?这成为摆在国内高校人文学科面前的一道难题。
《东莞人》一书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与东莞莞城区开展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结晶。该书的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炜说,此次以中文系师生组成的调研团队,深入莞城街区开展实地民俗田野调查,用中文人“独特的视角和叙述表达方式”,采访当地普通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人故事,采访对象超过100人。从前期准备、采访到后续的整理核对,整个过程耗时将近一年。采访对象多是土生土长的东莞本地人,对于东莞故事,他们有着最真实鲜活的珍贵记忆。根据录音,师生们整理出约77万字的《东莞人》,是充分“接地气”的“文化产品”。
这一步迈出学校,走进东莞,师生们付出了很多。李炜倾尽全力,整合了校内外资源:为了弥补中文系学生方法论的欠缺,他请中文系民俗学教授刘晓春一起设计、研讨调研方式,并对同学们进行辅导;请中文系副教授胡传吉做总领队。李炜还借助校友资源,请东莞莞城区牵线,逐一敲定“刁钻而稀奇古怪的”采访对象。
2013年7月,在“恶补”了莞城历史、采访技巧和田野调查方法后,在中大中文系3位教师带领下,该系从大一到研二的11名同学赶赴东莞。调研一直持续了两个月,10余名师生分成6组,每组2~3人。按照建筑街道、莞城人和民俗风情3个主题,小组成员们每天穿街走巷,调查了各个行当、总数近100人的生活史,包括企业家、退休革命家、水利局退休干部、中学老师、中心小学校长、莞城体校老师、NGO机构、残疾艺术家和普通市民等。
当亲历第一次采访时,这帮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是直呼“像是被打了一记闷棍”。“90后”谢冠琦是调研队员中年龄最小的,她的第一位受访者是自力更生的残疾人伍志强。伍志强似乎不太愿意分享他的故事与生活,总喜欢用一两句话含糊带过。同学们的首战败北,却尽在胡传吉的预料中。“一开始安排采访残疾人,就是给他们设个难题,给学生打一记‘闷棍’。”胡传吉认为这有利于锻炼大家迅速转换角色。一次次采访下来,让这群平日里整天与书本打交道的大学生快速地成长起来。
开门办学
找到介入社会改革与提升德育水平的路径
当调研结束时,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次能“很好证明自己”的经历。调研让大家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团队合作。这次实践,也让中文系师生收获了信心,证明中文人也是“接地气”的人。
其实,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中大中文系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多年前,因痛感学生笔头不过硬,读书思考不够,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黄天骥教授在中大中文系立下规矩:大一新生1年内要写100篇作文;大二要写8篇读书报告。此举从1986年起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形成本科4年内每位学生都有特定教师指导的“全程导师制”。如今的“校地合作”是这一制度化措施的合理延伸,适度强调了实践训练。
如今,年近八旬的黄天骥教授对这次参与调研的学生们竖起了大拇指。在他看来,这是对中文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创新。尽管同学们的知识储备还存在一定的学科局限,但这次锻炼让中文系学生全方位浸润了中文学科、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知识,这非常符合学科交融的教育目的。
黄天骥说,“90后”大学生跟过去“文革”后“老三届”毕业生不一样,“老三届”学生从社会进入大学,“90后”学生一直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最后从大学进入社会,相对而言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实践教学对“90后”学生尤为重要。
中大中文系教授董上德认为,实践教学构建了大学课堂与社会课堂的互补关系,而德育教育是实践教学的意外收获。“90后”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有的缺乏团队合作的精神,但参加调研团让他们心态快速成熟,珍惜同学间的情感,并从被采访人身上学到奋斗、吃苦耐劳、热爱家乡等优良品质。团员文淑贤说:“因为调研的时间紧、任务重,很多时候都是一天两场采访,整个调研下来,团员们不仅练就了一番高效采访、速战速决的绝技,而且感受到一个团结的团队的力量与温暖:我们是‘一队人’,而不是‘一堆人’。在本次实践中,我培养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协调应变能力。”
在策划人李炜看来,这次调研出书,是一次实践教学的成功案例。让中文系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参与社会调研,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正是找到了介入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路径。华南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陈建森教授评论说,类似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样“开门办学”,在全国应成为一种潮流。
实践教学
实践“有用之学”,制度化基地化的有益尝试
在校学生如何更好地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李炜说,中山大学把介于上学期与下学期的“小学期”用来进行实践教学,并把它制度化,进而基地化。
东莞基地项目的完成获得了多赢的效果:从莞城区来看,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东莞做了件很接地气的事,无论对重塑形象还是对下一步如何在文化建设上大做文章都很有利;而对于参与此次项目的同学而言,他们的收获远大于他们的预期。校地合作项目本身就是创新之举,没有什么前人的经验可以挖掘,一切都需要靠团队十几个人一步一步去探索。团员们以行动向外界证明:他们不是只会在书斋里整天吟诗作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书生,他们也可以接地气、说真话、干实事。中文系总会被认为是无法介入社会的“无用之学”,此次文化调研中恰恰证明中文乃“有用之学”。
李炜说,有的团员从本科到研究生,从未曾真正的走出象牙塔,接触社会,服务社会。而这次文化调研活动真正让他们走出校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实现了教学模式创新。团员丘梓娴说,平时接受知识的渠道,多是通过课堂和书斋,更多的是徜徉在作品的世界里,而此次文化调研离开课堂,深入生活,体会到了一种鲜活的研究模式。丘梓娴感叹道,一辈子活在书斋里,便一辈子只能走近文化。而这次实践经历,让她走出了书斋课堂,走进传统文化。
中大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说,实践教学是一个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这次中文系创作《东莞人》这本书,确实给文科生实践教学作出了榜样,当然也包括百篇作文等一些其他的实践成果。在东莞项目中,学生们能将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写作技巧和知识都用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和教学相结合的案例。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提高了自身素质。(本报记者 吴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