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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发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召，强调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国内外的艺术潮流与风尚，近来也重新刮起了“中国风”。这些新风都在吹送着什么，又都将吹向哪里？站在2014年之初，看着中华文化的热潮迭起，本报特别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对话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未来愿景。
用艺术传递中华文化的当代之美
仲呈祥（以下简称“仲”）：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人之为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灵得到滋润、灵魂得到净化、知识得到拓展、素质得到提升的文化氛围。氛围这个东西，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化人的、养心的。如果我们的艺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让黄钟雷鸣、瓦釜沉寂，那很多事情就会好起来了。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此乃定律。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则后患无穷。因为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才能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艺术求美，美在和谐，人类审美的终极目标，在于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人类要走向和谐自由美好，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文化自觉，这是钱学森、费孝通等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但这些文化资源在当代发掘得不够、转化得不够、配置得不够。如果任由其蜕变成一种“没有美感的文化”，将直接导致艺术理想的丧失、艺术水准的下降。
叶朗（以下简称“叶”）：没有文化的复兴，也就没有了灵魂。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天长日久，就会出现“人心的危机”，那是十分危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这就为我们培育国人的精神追求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在的中国要想建设文化强国，绝不能平地起高楼，而是应该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这种建设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学习中国的文化经典，继承中国的哲学智慧。我们不反对快餐文化，但是我们反对用快餐文化、流行艺术来排挤经典。我们也反对解构经典、糟蹋经典，把经典荒谬化。要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经典，要引导青少年学习经典、熟悉经典，要引导人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第二，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回应当今时代问题的启示和方法。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有的是亘古不变的，有的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其中有许多问题，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启示和方法。比如说，近几十年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建设逐渐超出了人类文明的把握能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的状态加剧，超量的信息刺激与心灵的迷失成为互为因果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这个时候，人们回头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道”对“技”的引领作用。中国古人对技术、技艺的精益求精的追求，总要超出技术本身，而归于“道”的层面。这就意味着，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能忽视它对人类生活、生命、精神心智的整体效应。
第三，我们要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融入当代的生活。这不是指在表面上、形式上的复古，不是穿古装、行古礼，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融合时代精神，使其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发展，使我们的老百姓过一种既享受高科技的成果，又有高远境界和优雅品味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新闻媒体、文化艺术活动等方式，营造一种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具体到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应多创作些闪现着理想火花的文化精品，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提升我们的国民性、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当然，塑造我们的国家文化形象，不能仅仅依靠明星人物，还有选秀节目，我觉得炒得那么热没有必要。
仲：说到艺术创作，我们必须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可以“顾客是上帝”；人类的精神生产，需要的是引领，不可以一味强调“观众是上帝”。一个民族要保持文化自觉和清醒，就要有引领。时尚的不一定是永恒的，永恒的常常不是时尚的。美学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一个精神文明的问题。人的精神追求是往崇高的方向奔，还是往低俗、功利的方向滑？回答的是前者，为什么行动还会是后者？为什么去玷污自己民族的伟人、玷污经典，却对理想、情操、品节强调甚少？中华民族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尽力把它们呈现出来？
归根结底，艺术是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倡导用“美”来涵容真善、统摄真善，而不能停留在“皮相现实主义”的肤浅层面。比如，艺术作品在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最低层面是客观地、真实地再现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时代风情、代表人物的精神风貌与心灵轨迹，这是第一层次的。比这个高一等的，是以今天的视角反思过往的历史，看这段历史有哪些内容与今天相通，不是客观的呈现，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打通历史同现实的通道，给今人以启示，这是第二层次的作品。再高一等的作品，就是既能够站在今天反思过往的历史，还能够着眼于未来，为了明天站在今天去反思历史，这就是一种历史哲学意识。如此不断地提升艺术创作的追求，才能够真正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叶：文化产品包括艺术作品在内，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就像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现阶段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与内容出口都非常薄弱，面向当代、面向国际的原创力不足，还不能与日本、美国等文化产业强国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确立一个内容战略，将文化产业的内容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能提供娱乐消遣，更重要的还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美的人性。我们的文化产品应该体现一种文化精神，应该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引导广大青少年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
五年前，我们把青春版《牡丹亭》请进北京大学，和白先勇合作实施“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现在又启动新一轮的五年计划。目的就是引导青年人学习我们民族的文化经典、艺术经典，引导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当今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失去了平衡，物质生活占据统治地位，而忽视文化的、精神的追求，造出很多“单面人”。宗白华提出，中国的艺术是灵的空间，中国的艺术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中国传统艺术确实在精神、心灵层面的展现更为突出，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的经典所要借重的就是这个方面的影响。
仲：只有真正拥有中国味道的艺术作品，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流光溢彩。4月初的第五十届戛纳电视节上，有9部中国元素浓郁的纪录片亮相，包括《京剧》《园林》《舌尖上的中国》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传递中华文化之美。我最近参加了飞天、华表、金鸡三个影视评奖，看到一些不错的作品。像电影《百鸟朝凤》娓娓道来了一个教唢呐、学唢呐、吹唢呐的故事，在鲜明的民间传统文化氛围中，讲述老百姓平平常常的生活、绵长悠远的人生，既展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判断，也探寻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这部作品就很值得推出去，走上国际舞台。
叶：我们在介绍和展示中国文化的时候，应该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展示老百姓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情调。我们从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宋代都城老百姓那种毫无拘束的快乐气氛，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平静、安乐、和谐生活的一种满足；我们从老北京蓝天传来的鸽哨声和小酒店里弥漫的知足、祥和、悠然自得的情调，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在平淡的生活中为自己寻求的快意和乐趣；我们从中国人在弹琴、下棋、饮酒、喝茶时着意营造诗的氛围，可以看到中国人古往今来对于审美人生的追求，等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界、人生愿望和审美情趣，这是构成一种文化的最基础层面的东西。在这个最基础的层面上，不同的文明必定有许多相通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最容易得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朋友的理解、欣赏和认同。
用艺术营造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
叶：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人类文明都是多元共存的格局。这种格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如果缺乏交流、沟通，这种差异往往会造成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隔膜和误解，甚至造成矛盾和冲突。我们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就面临这种局势。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还很陌生，不仅是不了解、不理解，还有许多误解。甚至有些西方人还在拼命吹捧某些表现中国人愚昧、变态、血腥、乱伦的电影和美术作品，认为那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隔膜与误解，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文化、哲学和艺术。
一个文化强国，其文化一定会对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就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世界各国既要展示各自文明中最有特色的东西，又要展示各自文明中体现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东西。就是在那些最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中，往往也有体现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内容。中华文化就是如此。像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强烈的和平意识、浓郁的家国情怀，等等。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要着重把这些体现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内容展示出来。我们这样坚持做下去，就会逐渐使国际社会了解真正的中国，了解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祈求和平、盼望富足、优雅大度、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美善相乐，才是真正的中国。孔子说过“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一个国家建设得好，应该使你的近邻欢乐，还要使远方的人们仰慕你的文化，到你这里来观摩学习。21世纪的中华文化，应该焕发出这样的魅力和吸引力。
仲：究竟是搞文明冲突，还是搞文明对话，这是全人类的事情。21世纪，应该是人类文明对话的世纪。科学技术还在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但生态环境失衡，社会竞争激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种种矛盾，人们也产生了诸多精神困惑。中国很多大哲学家、大文化学者都提出，为了人类有美好的明天，今天的人们要倡导和谐、倡导交流、倡导互补，而不要讲斗争、讲阴谋、讲复仇。联合国大墙上有八个大字，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也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体系的，整合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智慧就取决于对整合的态度。要善于把自己民族中好的东西和他人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平等交流，可以带来新信息和新方法，可以由惊诧、莫名进而顿悟，可以激活思维。不同的文明应该和平共处，不同的文化应该和谐共生，不同的个体应该包容大度，只有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世界的和平、社会的和谐、人际的和睦。否则，如果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就只能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战乱纷繁。中华文化不赞成唯我独尊、唯我独美、多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是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平等交流。这也正是西方思想敏锐的学者提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深层次原因。“美美与共”的实现渠道，就是交流与合作。通过认真对话，沟通交流，达到“美美与共”的目标。“与共”的过程，就是互补、交融、整合、创新的过程。
叶：当今世界的各个地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是物质追求占据统治地位，精神活动和追求被忽视了。当人们发现精神被物质所操控，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紧迫的时代要求、时代呼声。这恰恰引导我们回到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非常重视人自身的教化和塑造，也就是要使人不断从动物的状态中提升出来。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高级的需求——精神的需求，包括道德的需求、奉献的需求、审美的需求，等等。精神需求不同于物质功利的需求，它是对于物质功利需求的超越，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的超越。有人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特点概括为重视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养的传统。这种人文教养的目标，就是要塑造一种高尚的人格，就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全世界都在对中国议论纷纷。这种种的议论归结起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的崛起将会以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我赞同国外有的学者的看法，就是那种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观点，已经有些过时了。在历史上，中国人的智慧和美感对世界发生过极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有重大的贡献。我相信，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深刻的、更深远的，将是中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科技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影响。
用艺术引领人类精神的高远格局
仲：文化包含艺术在内，具有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多种功能。这些功能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教育工具论、娱乐工具论都是不可取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求利润，为了追求票房、收视率和码洋，一段时期以来，过度娱乐化的倾向确实存在。我不反对娱乐，健康适度的娱乐有益身心，但“娱乐至死”的现象是我们必须警醒的。
我们现在丢了辩证法、丢了辩证思维的做法，反映在各个方面。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一味强调适应、顺应，淡化了引导；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强调了贴近生活的“入乎其内”，却淡化了“出乎其外”、站得高看得远；面对市场，则强调了市场的积极作用，淡化了市场的消极作用。导向改了，阵地就丢了。像现在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就是失衡的，十多家电视台在炒作相亲，几十家电视台在搞才艺比拼；电视剧产量过大、题材重复，一窝蜂地都是家人失和、明争暗斗。对这些现象，我们既不能居高临下、大话套话式的指责满天飞，也不应该取悦低俗、津津乐道于局部或细节的精彩，而是要入情入理地展开总体分析。不仅要在捡起芝麻的同时不要丢了西瓜，而且要在珍惜美玉的同时不忘点明瑕疵。
叶：这种精神格局的问题，也反映在文风上。我很早就想编一本文选，陆续做了些准备工作，但直到2012年才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编这本文选的目的，就是要提倡一种文风，提倡一种趣味。读读那些入选的文章，可以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爱，懂得什么是艺术，懂得一个真正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文风问题，趣味问题，不仅是一个文章技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胸襟、气象和境界的问题。
我想提倡的文风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根据这个标准，“五四”以来一些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这种文风的前辈学者的文章，特意多选了几篇。他们的文章的格局和气象都非一般人能及，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美。我相信，他们笼罩百家的胸襟，光风霁月的气象，高远平和的精神境界，一定会给读者朋友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出于同样的考虑，有几位当代学者、作家的文章，我也特意多选了几篇。我盼望，在这些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作家的影响和启发下，读者朋友能有意识地去营造一种新风气，注重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从而远离当下某些人传播的装腔作势、义瘠辞肥、自吹自擂、存心卖弄、艰深晦涩、空洞无物，以及武断、骄横、偏狭、刻薄、油滑、谩骂等低级趣味和鄙俗文风。
仲：对于所有的艺术工作者而言，批评文风鄙俗背后的价值衰微，是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艺术创作要有文化自觉，艺术批评也要有文化自觉；创作需要引导，批评也需要引导。也是4月举行的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启动了“天坛奖”评奖单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旗帜鲜明地推出了“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核心价值理念。“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结合起来，不但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且包含了社会各个个体之间的融洽相处，互补共存，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和谐哲学的深刻内涵。这一从历史观、美学观高度提出的独特见解，不但增添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文化内涵，而且体现出中国电影人在推进文化强国战略中的文化主张和时代担当。作为电影节、特别是影片评奖的价值标准，作为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电影文化交流融会的准则，这样的理念具有浓厚的本土民族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时代特色。它不仅在引导创作，也在引导批评，引向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创新，引向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远航。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艺术批评与艺术作品应该携手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这种氛围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这种氛围涵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能够将精神藏富于民，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
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时代，一个文化兴国的时代，一个以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我们的历史使命的时代。文化在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比重正在日益加大。文化时代，就是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精神追求的时代，就是追求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创意的时代，就是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照亮中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一些国际友人说，他们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多少还知道一点，但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当代的国家文化形象不清晰、不突出。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是都熟悉中国的文化，不是都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有充分的了解。今天，我们国家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有没有文化大师、艺术大师和文化经典、艺术经典？我觉得是有的。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美学、艺术批评要关注当代艺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复兴，我们应该让那些真正反映这个时代的艺术展现出来，在这方面做一点推动的工作。我们要研究，要发现，要把它照亮，把它放到国家舞台上，向国际社会展示它，让大家都知道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是怎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引导当代的艺术潮流，使全世界看到和重视能够真正反映我们时代精神、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让中国的“香气”传遍世界，让世界闻香而知中国。这应该是我们21世纪前30年或前50年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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