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用安静优美的文字表达人间之爱

    年近60的王安忆，从小受到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的熏陶，年轻时在安徽农村插队，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凭着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她又重返复旦，担任文学创作课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她是少有的幸运儿之一。正是因为她在一种幸福的环境中生活，才得以用安静、深刻、优美的文字表达人间之爱。她虽然以描写上海人和城市生活著称，但是她凭着女性的敏锐与嗅觉，总是能准确、生动鲜活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比如《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天香》等，就是最好的注脚。而最新出版的非虚构散文集《今夜星光灿烂》，则是她对世间人情最直接、最真实的生活体悟。

    所谓非虚构，就是真实之意。《今夜星光灿烂》这本书中，收录了王安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的58篇散文。每一篇散文都记录了她对一个人的回忆和理解。这些人中，有巴金、陈凯歌、顾城、史铁生、陈丹青、葛优这样的文化名人，也有邮递员、手艺人、车夫等社会底层的百姓。这些人如同是她人生中闪耀的点点星光，不经意处留下了一道弧线，照亮了她思想的天空。在王安忆的眼里，人不分高低贵贱，只有美丑善恶之别。

    书中，时时流露出王安忆对于敢于创新的文化名人的敬佩之情。陈凯歌是众所周知的电影导演，早年靠电影《黄土地》在影坛站稳脚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凭着电影《霸王别姬》迈上了电影的高峰。这部电影涉及的思想面之广、人性之复杂，在以前的内地电影中是不多见的。由于片中涉及同性恋这个敏感话题，很多人拿这部电影发难。然而王安忆不这样认为，她在《陈凯歌与风月》中写道：“我从陈凯歌身上感受到一种打碎旧世界的勇敢，他不怕牺牲地投身于分裂之中。他接受女性主义的立场，接受同性恋的立场，接受孤独者的立场，接受处于世界边缘的立场，并不惜走向极端，这是他的选择。”其实不论是电影创作也好，文学创作也罢，作为一名创作者，要有敢于吃螃蟹的勇气，敢于面对各界质疑的胆量，唯有如此，创作才能产生新气象。

    顾城是新时期著名的朦胧派诗人，由于他杀妻后又自杀的举动，使得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疯子、精神病人。然而在王安忆的眼里，年轻的顾城其实是个很腼腆害羞的大男孩，《岛上的顾城》一文中，她不惜笔墨，详尽梳理了顾城人生最后几年的曲折经历。顾城在人气到达极点时，岂料选择了与妻子出国的决定，他在海外四处流浪，后来定居在新西兰一个偏僻的海岛上，因为交不起房贷，生活费要靠鸡蛋换钱，这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文中的很多叙述，饱含着她对顾城才气的敬佩，同时也流露出她对顾城的惋惜。

    著名作家史铁生，在王安忆眼里是真汉子、真男人。感动王安忆的并不是因为史铁生是个残疾人，而是他的超脱精神。她在1995年创作的散文《残疾人史铁生》中，以白描的形式记录了与史铁生交往的琐事。她写道：“许多事情。他是以心智去体验，而不是感官。”史铁生虽然双腿不便，但是他从没有认为自己是残疾人。文中，王安忆谈到一个尴尬的故事。有一次，她与史铁生谈论打工妹在城市扎根的话题，她随口说“或者嫁个瘸腿的”。当时由于谈话兴致正浓，她居然忘记了史铁生就是残疾人！她当时异常后悔，知道犯了大忌。岂知史铁生压根儿就不把这当回事，依然和王安忆谈笑风生。这一点让王安忆感动不已，她在文章的最后说：“他其实是比许多健康人更多更深刻地享有这个世界，我们完全不必对他抱有怜悯。”

    陈丹青是从上海走出来的著名画家，和王安忆有着同城生活的经历。王安忆在《中国音乐在中国》一文中，以洗练的文字给陈丹青“画像”。陈丹青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凭着《西藏组画》名扬国内，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去了美国。1983年，王安忆在美国纽约见到了陈丹青。虽然陈丹青当时在国内炙手可热，但是在美国并不是艺术界的座上客。在王安忆看来，当时的陈丹青不懂英语，情绪低落，且偏执地死啃中国文化典籍。陈丹青读起小说来，经常泪流满面。仅仅这一点，就深深地触动了王安忆的灵魂，一个身处异乡的画家，能排除各种利益诱惑和干扰，潜心读书实属不易。在她的叙述中，就很容易理解今天的陈丹青为何特别喜欢谈文化，也许是因为在海外漂泊太久，内心满怀乡愁，可他的气质和灵魂仍然是属于中国的。

    阅读本书，不难发现王安忆是用清澈的眼光，用笔尖的温度与思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各色人等的点点滴滴与音容笑貌。不论是作家、导演、艺术家、大学教授，通过她的一番勾勒，还原了那些名人最为真实的一面，有的叙述使人会心一笑，有的叫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肃然起敬，有的则感人至深，甚至催人泪下。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桃之夭夭》等。其中《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