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

    二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均饱尝了战患痛苦，在人员、物资与文化传统方面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战后数十年间，两个民族采取不同方式，将战争创伤逐渐镌刻在民族记忆之中。

 大屠杀和以色列基础教育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育学院2007-2009年就全国范围内基础学校大屠杀教育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大屠杀在以色列国家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77%的学生和96%的老师称大屠杀对其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94%的学生热衷于探讨大屠杀记忆，83%的学生有兴趣学到更多的关于大屠杀历史的知识。85%的老师认为大屠杀（Shoah）是全人类的悲剧，而不只是犹太人的悲剧。

    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注重把正式教学（主要是历史课教学）与非正式教学（仪式、田野调查等）结合起来。约80%的老师采用这种方式，只有20%的老师采用单一的教学模式（只教授知识）。大约66%的老师在教学中把讲座、集体项目与作品融为一体。学校无疑是进行大屠杀教育的最重要场所。当然，有些年轻人通过朋友和家人的讲述对大屠杀历史有所了解，但内容比较局限。逾半数老师在近年接受过从事大屠杀教育的专门训练，近80%的老师在某一具体场所接受过课程培训。学生们除上课外，还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各种大屠杀纪念仪式（比例占95%），出席关于大屠杀的演出、讲座，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和其他纪念场所，等等。在所有的活动中，学生们认为最为有效最有价值的教育方式便是参加主要由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生存者之旅”，前去波兰大屠杀的发生地聆听大屠杀幸存者见证历史。

以色列—波兰：生存者之旅

    “生存者之旅”是一个始于1988年的年度教育项目，主要是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前往波兰，探寻大屠杀历史遗迹。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三、四月间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传统节日）之后，为期两周。在大屠杀纪念日那天活动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生存者之旅”成员默默地从奥斯维辛走向波克瑙——二战期间建造的最大集中营。生存者徒步行进与战时受难者在这条路上历经的死亡之旅形成强烈对照，借此纪念二战期间的所有遇难者。许多“生存者之旅”的成员在参加完波兰的纪念活动后，前去以色列参加以色列阵亡战士纪念日和“独立日”。

    以色列教育部十分重视组织年度一次的“生存者之旅”活动。早在活动举行的一段时间之前，就要在各个学校进行人员选拔。举例而言，在我当时攻读博士学位的本-古里安大学，选拔工作主要由学生会负责，学生们预先提出申请，学生会负责人进行面试，当选者多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他们一般能够获得某项基金资助，但资助名额非常有限。我2002年在本-古里安大学之所以获得参加“生存者之旅”的机会，皆因当时正从事《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文学反映二战灾难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研究。

    “生存者之旅”十分震撼。我们先去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培训，主要是划分小组，分配房间，并听取有关纪律及注意事项。出发那天，大家一起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集合，领取带有大卫星标志的服装，一起乘坐飞机。第一站是波兰，在波兰主要参观一些犹太遗迹，包括当年的隔都残垣、华沙起义纪念广场、犹太墓地、犹太名人故居等。离开波兰后，我们沿路参观马伊丹内克、特拉科夫、特里布林卡等集中营旧址和犹太人生存的旧址。四月初的波兰依然冰封雪冻，寒风凛冽，令人脑海里浮现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犹太人在风雪中踽踽独行的场面。同行的还有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名叫爱丽谢娃。她在路上给我们讲述了犹太人战时的生活情形，以及以色列建国初期大屠杀幸存者在公共场合无法讲述自己苦难经历的遭遇。在奥斯维辛，我们来到了爱丽谢娃曾经住过的号子房，她泣不成声。我们依稀记得她说号子房的姑娘们挤在一起，食不果腹，并勉励以色列年轻一代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教育手法，颇有些“大化无痕”了。

大屠杀纪念馆与以色列大屠杀教育传统

    以色列大屠杀教育体系化的形成并非一夕而至。早在1953年，以色列议会便通过有关法令，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并将其定为纪念大屠杀的国家机构。大屠杀纪念馆最初只是档案馆，70年代才改为博物馆，既重视研究，也注重教育。大屠杀纪念馆的名字“YadVashem”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56章第5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不得剪除。”“纪念”与“名号”便是“YadVashem”的希伯来文含义。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认为，这一名称将会回响在海外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的心田。1959年，以色列又规定将大屠杀纪念日主题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并在纪念日的当天鸣笛，所有的人在笛声中站立，以色列举国下半旗。

    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年轻人一般通过仪式教育来了解大屠杀，60年代大屠杀被写进中学课本。但当时以色列对大屠杀幸存者尚未采取包容的态度。1963年，以色列教育部提出开设“大屠杀时期的隔都”一门课，但选课者寥寥无几。只有到了70年代末，以色列学校才开始大规模地讲授大屠杀。其间，1961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纳粹头目之一的“艾希曼审判”堪称以色列记忆的转折点。审判向以色列人揭示了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的恐怖。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以色列政府试图运用审判事件教育年轻一代，使之理解到只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犹太人才有能力维护自身。

    大屠杀纪念馆拥有不可替代的国家教育使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接待了亿万来访者。2005年3月，大屠杀纪念馆的新馆揭幕。如今，纪念馆中从事国家学校教育的800名老师每年在以色列各地组织活动，讲授同大屠杀相关的内容，在纪念馆内为以色列学生和军人培训，并用9种语言举行海外大屠杀讲习班，每年将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聚集到大屠杀纪念馆接受培训，讲课内容涉及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文化与文学、大屠杀历史等诸多方面。每隔两年，大屠杀纪念馆会就大屠杀与教育问题主办一次国际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称作以色列国家的大屠杀教育中心。

    （作者钟志清，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