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有感

    “三思”不仅是中国人为人处世之道，也是主政者常常听到的劝勉之词。然而改革蓄势待发、政策改弦更张之时，一句意味深长的“三思”往往让改革在推行之前就先挫了锐气。

    如何把握“思”与“行”之间的辩证法？李长春同志在其文集《文化强国之路》的一篇文章《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现在很多人都以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张，其实这是误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他认为孔子对季文子思虑过深、计较过细的批评，对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仍是一个深刻的提醒：“思而不行者，多思无益；思而决其行，再思可矣”。

    “二思”意味着，改革要深谋远虑，但不能瞻前顾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转型，它需要全面的规划和设计，更需要敢想敢干的探索和创新，而前者又大多是后者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当年小岗村的手印、上交所的小黑板，今天温州金改“十二条”、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无不展现了一种“摸石头”的闯劲和“吃螃蟹”的魄力，不但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方向，也为领导干部改革施政提供了参照系。

    远虑恰恰意味着要抢抓机遇，深思肯定不等于故步自封，拿捏这个分寸，“再，斯可矣”。正如李长春同志在文章中论及的：“一思问题症结何在，应不应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出台政策，增强预见性、提高科学性、注意协调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实现预期目标。只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了，足矣。”

    “二思”意味着，施政要深思熟虑，但不要患得患失。宋代学者程颐注释孔子此言，曾表示“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钱穆论及此处，也曾表示“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两处注释皆深中肯綮，指出了今天一些领导干部思而不行、思而不决的症结所在。能否平衡利益，能否协调矛盾？是否具有政绩上的“性价比”，是否会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在这样的“三思”中，很多道理清楚、对象确定、抓手明显、效果也能够立竿见影的改革措施被反复掂量着，久议而不决。如此“三思”，滋生的是私心，湮没的是初心；助长的是杂念，剪除的是信念，于改革事业而言是障碍，于干部个人成长而言也是羁绊。

    既恐思虑不周，又要防过犹不及——这个对“思考”本身的思辨，何尝不是改革三十多年教给我们的道理，何尝不是中国改革对今天每位领导干部的要求？如李长春同志所言，对领导干部个人来讲，“二思”就是要破除“私心杂念作祟”、破除“陈旧观念束缚”“破除传统体制枷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绩”，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干部选拔机制”并在全社会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从这个角度讲，当领导干部不习惯“三思”，且不必要事事权衡再三的时候，改革才能展现出更大的冲劲和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