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有道 大化由行

    文化强国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我们能够最终成就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无疑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的表达与担当。目标既定，行路犹长。回首五千年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漫长画卷，尤其近代百年“新文化运动”以降的风雨春秋，我们明白，深思凭藉智慧，大化赖于坚行。

    千里之行终始于足下，万丛之思总起自心头。然而，行之力何在？智慧之创生何来？文化复兴之行如何开始？文化强国之梦怎样达成？作为一种无形而有力的国家“软实力”，文化之建立绝非易事。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之为事业与文化之为产业，或者说，文化之“体”与文化之“用”又当如何兼顾、互攀、共荣？而且，在文化之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之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与创业兴业之间、文化之民族性与国际化之间、隐性的文化精神与显性的文化物品之间、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该如何料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有待我们做出合理的解答和创造性的行动。易言之，今日之中国文化建设正期待着一种系统全面的文化战略谋划和科学的文化决策。新近出版的《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一书正是适应这一文化期待的先声与前导。

    该书上、下两卷，凡论近百篇，铺陈计八百余页。欲凭一篇读感穷尽其微言大义几无可能，故此，我仅择其义而引言之，曰：斯文有道，大化由行。

    通观全书，长春同志高屋建瓴，从文化观念变革、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机制创新、城乡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支柱产业发展、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以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文化国际化八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强国的宏观方略和具体方针，从基本文化理念及其变革到基本文化制度机制的创制创新，再到基本文化政策策略的操作实施，乃至文化人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引导、管理与科技条件改善，真可谓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计千里、裁夺千秋。如此完整系统而又前沿的文化方略集文化理论探索与文化实践谋划于一体，不用说坊间学界，即令朝堂高庙也前所罕有。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作为党和国家文化发展之主要负责人的竭诚思考和果敢探索。历史地看，这也是我们党和党的领袖群体——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集体——卓越的文化领导优势之一。

    如果说，《文化强国之路》全面高远地表现了作为文化领导决策的宏观面貌，那么，让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该书集中体现的创新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书各篇最为凸显的就是一个“新”字：无论文化观念的变革还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无论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还是文化产品的创作，更不用说文化科技提升本身，都汇聚于求新、创新这一时代的发展主旋律。毫无疑问，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和领导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应当且必须十分珍惜的。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既充满现代社会转型之复杂性和开拓性又充满文化多样性和国际文化竞争性的时代。因而，建构和发展文化事业不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机缘。风险无所不在，机遇稍纵即逝。在此情形下，无论是文化的守成还是文化的开拓，都必须也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实现。尽管相较于经济、科技而言，文化及其演进更具有“惰性”和“缓慢”的特点，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可以因此持守某种因循自然的发展方式。恰恰相反，在日益开放进步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的发展更有赖于文化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在多样性文化竞争和文化的国际交往竞争中。或可曰：多元文化互竞自古有之，然如今为甚矣！可是，何以为争？凭何而争？当现代文化发展的样式和内涵不断改变时，所谓文化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已然成为文化创造力或创新力的角逐，这正是为什么当今之时和当今之世文化创新如此显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就此而论，《文化强国之路》一书的“新”意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道。

    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观念的创新，但变革文化发展观念不能停留于大脑、口头、笔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观念的变革必须落实于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层面。也就是说，文化制度的创新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条件。这是因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式——包括其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储存和交换方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公共开放性和现代产业化而不得不诉诸社会化的公共发展方式，而凡具有社会化公共运作特征的现代发展都必须仰赖于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化安排或公共规范秩序的规导。可以说，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环节，也是我们必须用文化创新的智慧和勇气才能突破的关隘所在。这也正是《文化强国之路》一书的主题和立意之所在。是故，作为是书副标题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便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强国之路”的主旨答案。

    文化改革的观念先导及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确乎具有关键和基础的地位。然而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的创新行动，则观念无异于空想，制度也只不过空文而已。因此，相较于创新观念和创新制度，创新行动更为根本，不啻关键之关键。很显然，即使是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本身便需要果敢而智慧的思想行动和政治行动，更不用说文化行动本身了。方向不明，则知难行易；方向既明，则知易行难。对于当前我国文化发展来说，后一种情况无疑更值得我们重视，也更为具体、复杂和艰难。变由思起，大化由行。目标既定，长路且开，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化的行与动需要心力，更需要文化引领者和管理者的魄力，需要他们无私无畏的创新开拓。作为党和国家的文化领导人，长春同志对于文化战略的洞见和通过长期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科学判断，使其深谙其中堂奥。在《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文中，他一针见血地分析了三种文化领导者：即“勇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者、“循规蹈矩”者和顾虑私利“满足于门市工作”者。第一类领导才是文化强国所急需和可依赖的管理人才；“循规蹈矩”者缺乏辩证思维的创新心力；“满足于门市工作者”或不乏心力，但因私心私欲作祟而不能至于无畏刚强；所谓“无欲则刚”，所谓“无私方能无畏”，正是针对这类领导者而言的。两千多年前，孔子之所以纠正季文子之“三思而后行”论，并非一般地反对人们行前多思慎思，而是针对季氏私思之偏，强调“再思”或“二思”即行，其本意在于，出于大义或仁义而行即为大善，无须顾虑多多，尤其不能顾虑于自我之私。

    文化不同于政治、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业甚至比政治经济创业更为复杂，其意识形态的特性，其隐性、灵性和恒常与变异交织的复杂性的存在与延续方式，常常使得文化创业之行更需要破除决疑的果敢和勇气，更需要探索、试验、决断和开拓的大无畏精神，更需要为生命立心、为民族护魂、为万世守神的深谋远虑和高远气魄。然而，公心而虑之为慎思美德，私心而虑则为私思恶行。慎思愈深其德愈美，私思越重其恶越大。更重要的是，慎思且行动方能成就美德，私思而迟疑者与美德无缘。进而，对于文化的管理者来说，私思而迟疑不独犯了私恶，而且犯了公恶，因为他或者她误用或滥用了公共的文化权力，延误了文化发展的机遇，浪费了公共文化发展的资源。明乎于此，便不难体会长春同志“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语的深长意味和良苦用心。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斯人斯语，不独为其文化属下所道，亦为斯人自身践行之道。从是书“出版后记”中可以读出，长春同志主政文化思想工作期间，总是遇事躬亲，深入基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从观念变革到体制改革，再到“二思”即行，我们深感《文化强国之路》一书的深远志向和崇高寄托：义存者大，行胜于言。无私则可无畏，大公方能大化。我想，长春同志的这部著述不仅仅是写给文化领导者和管理者们看的，也是为当代国人,尤其是当代文化人写的。如果说，文化强国之路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那么，迈步行进在路上的就不只是“文化官员”和“文化人”，而是全体国人。墨子曾经告诫我们，上下同则天下大同。万众同心同行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成真。天岸不远，大化由行。于是观之，斯人斯言，善莫大焉！

    （2013年12月25日—28日急就于京都西北郊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