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互相借力

    乡土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主导位置。到上世纪90年代都市文学异军突起，都市叙事显得特别重要。而这时乡土文学写作似乎失去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穷途末路的窘相。有人惊呼“乡土叙事终结了”。在世纪之交，乡土叙事真的终结了吗？都市叙事对乡土叙事有超越性吗？

    乡土叙事和都市叙事是两个独立的叙事体系，并不存在都市叙事对乡土叙事的超越，它们之间相互补充。只不过，20世纪乡土叙事相对比较成熟，而都市叙述相对稚嫩一些。丁帆认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为世界性母题，而且这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激烈冲突”的结果。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文坛如何诡异多变，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始终是文学史叙述的一对主线，它们为了解20世纪中国整个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前沿”部分提及，“现代化进程中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对三十年的现代文学面貌产生深刻的影响。用这个尺度考察20世纪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的关系同样有效。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汹涌澎湃的文学大潮之下，都市小说中不乏粗糙之作，很难发现光闪闪的金子，没有出现卡夫卡、萨特和加缪式的深刻作品，也没有董桥式的反讽、幽默作品，更没看到大关心、大钟爱和大悲悯的作品，这表明都市叙事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都市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大多数都市小说的作家在农村长大，成年后生活在都市。他们面对的都市，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都市。市场经济催生了都市的活力，使都市时刻发生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给作家认识和把握带来了难度。也许作家今天认为是都市灵魂的内容，明天可能就成为了过去时。这导致许多都市小说肤浅粗糙，着力于都市声色变换的表面形态。同时，文学是人学，都市精神往往通过都市中的人来加以反映。然而，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都市中的人日益物质化、欲望化。这客观上造成作家对都市人复杂性格的把握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都市叙事立场的当下化。上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立场主要表现为对当下的关怀，追求现实的享乐。这种对当下的关怀主要体现为对物与性的欲望化追求上。对于物与性的渲染直接诉诸人的感官，同样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歌舞厅、豪华轿车、高级别墅、高级办公楼、写字楼、大饭店、大酒店等使人炫目的一切频频出现在都市小说中，而且极尽渲染之能事。对于性的渲染也是如此，男女作家都同样的激情昂扬、津津乐道。这些描述带有一种强劲的快感，极具煽情意味。对欲望过度的追求，容易使都市人日益符号化、平面化。

    都市叙事结构的线性化。在都市小说欲望化的描述中，作家所着意的都是一些隐秘的个人性体验，富于私人色彩，从而使得其写作呈现出一种个人化写作的特色。它远离公众生活的领域而沉浸于个人的经验世界，使得写作变成了一种个人的宣泄。这样的写作，注重个人的感官感受，并对之进行直接的演绎书写，而且只限于感官，对于更深一层的心灵悸动进行“悬搁”。斑驳陆离的生活表象塞满了他们的眼睛。而他们的写作直接就是对生活表象的剪切与拼贴，他们常用“图像化”的手法来复制他人与自我复制，他们无意透过表象去发现生活的本质与意义。这不仅导致了都市小说虚假繁荣的景象，也戕害了都市小说的艺术生命，人们很难从中寻绎出具有超越性的主体和令人心灵为之震颤的审美形象。

    都市叙事语言的粗俗化。就总体上来说，都市小说的语言并不追求张力与诗意的表达，而主要表现为俚俗化和粗鄙化。方言、口语大量进入都市小说，像王朔、徐星“式样儿”类的京腔，方方、池莉“个巴妈”类的武汉风味等。方言、口语的大量介入，在使得都市小说的语言鲜活生动、多姿多彩、贴近生活的同时，也使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粗鄙化。

    乡土叙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人物塑造、审美经验、叙述结构和语言运用上已经相对成熟，可以为都市叙事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在叙事对象上，可以用“他者”视角深入都市生活。五四时期，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缓慢转型。一大批知识青年被抛出了沿袭千年的生活轨道，他们从偏远的乡村故土走入现代都市，寻求现代文明。“现代人”的意识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他者”的眼光去观察故土。现在都市叙事要以“他者”的眼光去读懂都市，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创造了当下颇为复杂而又丰富多姿的生活景观，作家要以认同都市的思想参与“都市乡村”的建构，细心体验都市的日常生活，书写“城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准确把握都市意识和都市精神。

    在叙述立场上，都市叙事可以借鉴乡土小说终极关怀的立场。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探求，它的着眼点在于未来。但“终极”本身不是一个时间性、历史性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完美形态，恒定地指向对于现实的超越。像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乡土小说，都在人类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反思历史、批判人性、追问灵魂。他们同样关注当下，只是不像某些都市小说只关注现实的当下，而是将当下的现实和人类终极关怀结合在一起。只有在现实层面上突破超越，向人性更深处挺进，在具体形象的超越上展现人类的整体处境，体现作者的大悲悯、大关怀，才能塑造出立体的、丰满的人物形象。

    在叙事结构上，都市叙事可以借鉴乡土小说空间化的叙事结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出现的空间叙事是乡土小说叙事理念的变革。这种空间叙事结构可以打破某些都市小说个体化的线性结构模式，不是将个人的体验横置于历史的维度之上，而是“穿越”政治、时间和个人，将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对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人和事进行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审美的深度思考。

    在叙述语言上，都市小说要借鉴乡土小说的含蓄、凝练、张力与诗意的语言特色。鲁迅的乡土叙事追求表达含蓄、节制、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又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语言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反对文字的意气浮露。都市叙事的语言，也要力求情感美与色彩美。

    （作者为深圳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