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更具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精神

    2009年，由韩国学者完成的韩文全译本《红楼梦》（六卷本）与韩国读者见面，引起广泛关注。这是韩国自朝鲜末期出现的谚解本《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直接从《红楼梦》原作翻译的译本，极具学术价值。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主要译者就是韩国汉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的崔溶澈教授。访韩期间，我们采访了崔溶澈，听他介绍了《红楼梦》以及中国学研究在韩国的情况。

    记者：作为韩国的红学家，您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红楼梦》，新世纪初又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历时9年完成。韩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名著，您又是如何研究、翻译的？

    崔溶澈：《红楼梦》是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钥匙，但它在韩国的地位和影响不如《三国演义》等书籍。实际上，韩国读者一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不太清楚此书的内容，更不了解它的价值所在。当我深入到这个工作中的时候，却欣喜地发现，朝鲜末年高宗年间昌德宫乐善斋翻译的大量小说中，竟有《红楼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等一系列作品，翻译抄本262册，而这种情况不甚为中文学界所知。我就开始认真调查研究，并持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希望国际红学界了解《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和翻译情况。我曾在台湾国际会议上发表《〈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一文，也曾撰文《韩国乐善斋本〈红楼梦〉》，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引起了中国红学界的强烈关注。后来红学界普遍认可这部朝鲜谚解本《红楼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全译本。它的发现，对国际红学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红楼梦》的翻译在韩国虽早就出现，但译本一直秘藏于宫中，一般读者无缘目睹。日本殖民时代，曾有梁建植和张志瑛等红学家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将译文连载于报刊上，可惜都没能完成全译。日本殖民时代以后，慢慢出现几种翻译本，但大部分是来自日本译本的重译本，很少有译自中文原本的译文出现。

    为了让普通韩国人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我决心开始翻译工作，把《红楼梦》介绍给韩国大众。我选择了以《庚辰本》为底本作出的《新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作为译本底本。我翻译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则请我的大学同门、红学家高旻喜教授承担。我们希望今后可以以此译本为基础，开发各种改写本，如青少年版、简缩版、电影剧本等，或据此作出人物故事辞典、中韩翻译词典等，让红楼文化在韩国大众中普及，为韩国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些帮助。这也是将汉学研究与大众文化传播相结合，增进两国人民理解的一种努力。

    记者：韩国有悠久的汉学传统，中韩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在历史上交流密切，互相往来绵绵不断。请您介绍一下汉学在韩国的情况，汉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崔溶澈：首先要说明韩国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韩国的传统汉学，至今还存在于韩国的知识形态中。一些大学开设了汉学系，学习内容为韩国古代汉文典籍和中国经史子集。而韩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则在学习掌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上，研读中国古典及现当代的文学和文化。

    汉学研究在东亚人文学中具有中心地位。传统汉学从朝鲜时代到20世纪初的五百多年来，一直是韩国人的启蒙学问，韩国学子既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交际的礼节，也以之作为考试升官的捷径，并将其当作探讨人间与宇宙深刻内涵的主要依据。但当代韩国吸收了西方教育和学科分类的制度，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以汉学为主的教育方式。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在生活中逐渐减少汉字的使用，施行韩文专用政策，因此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当代汉学属外国学的一种，应该由专家进行研究。

    但是韩国人的这些想法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慢慢改变了。如今，全国各高等学府几乎都成立了中文系（或中国学系），学习汉语的人激增，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开始关注中国，观光客的人数更是惊人地增加。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普遍提高，学界对汉学更加重视，各种汉学学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学者们深深地认识到，在世界汉学领域内开展广泛的研究，可以加深对韩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对引导韩国人文学研究走上世界化的道路也甚有裨益。对促进东亚各国的相互理解，使我们各国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目前汉学已经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大学问，很多人在关注世界汉学的动向。您认为在韩国，汉学研究的未来之路是什么？对新一代汉学研究者有怎样的期待？

    崔溶澈：韩国当代汉学的未来，应该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中韩建交二十多年来，学习汉语、能理解汉语资料的人越来越多，汉学的领域也逐渐扩大，在传统的文史哲以及传统艺术之外，目前还包括社会科学中牵涉到中韩关系的各种学问。如果将观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如电影、演艺等各方面的内容都融入进去，当代汉学的范围会更加广泛。

    我认为汉学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及韩日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它比任何文明的学问更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的精神。因此，汉学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学的核心，同时可以占据领导的地位。它既有辉煌的光荣，也有重大的责任。我期待新一代的汉学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应该以这样的责任感为东亚学和世界人文学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本报记者 李陈续 薄洁萍 顾学松）

    链接

    崔溶澈：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高丽大学文学院教授、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曾经担任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中国语文研究会、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会、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等学会会长。曾任复旦大学访问教授、早稻田大学交换教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研究员。著有《中国小说的理解》（共著）《〈金鳌新话>的版本》《剪灯三种》《〈红楼梦〉的传播与翻译》《钟离葫芦》《红楼梦》（共译）《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共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