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全球史

    印刷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与胶卷、报纸、电视、零售业一起归并为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传统行业。如果我们从古登堡时代的铅活字算起，“铅与火”统治印刷达600余年；而自上世纪70年代激光扫描技术应用到照相排字机上，“光与电”取代“铅与火”大概也就是维持了30年，现在，显然印刷已经全面进入了数字时代。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中国宋代的一介布衣毕升发明了泥活字或木活字，韩国人发明了铜活字，德国人古登堡最终集大成发明了铅活字。铅活字印刷术经济实用，促进了欧洲出版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欧洲的现代化，风靡全世界。

    其实毕升的活字印刷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考古学家认为，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肯定有启示作用，活字就相当于印章。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亦普遍使用印章，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曾经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印章。最近在中国安阳的殷墟也发现了几枚印章，表明印章文化在商代时已经存在。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雕版印刷术开始流行。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雕版印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出版业，现存大量的宋版书都是雕版印刷。但这种办法费时费工费料，日渐不适应大规模的印刷需求，而且大批书版存放不便，发现错误也不容易更正，毕升的发明可谓应运而生。

    毕升发明泥活字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正史并没有记载，仅见于宋朝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淡》——他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可以随制随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工作效率就相当可观了，尤其适用于佛经的大量印刷。但是，他的发明好像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在出版界得到推广，只是在民间偶有流传。

    由于现存的宋版书几乎均为雕版印刷，因此毕升的泥活字的可行性曾一度遭遇质疑。韩国因为发现了13世纪末用金属活字印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便认为自己是活字印刷的鼻祖。但考虑到元朝时中国对韩国的影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仅仅是载体的不同，从技术上讲显然是受到了毕升的影响。

    我们都承认，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真正改变了世界——1463年传入意大利、1479年传入法国、1476年传入英国，到1500年时，就基本传遍了欧洲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印刷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但欧洲多名学者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是来源于中国的。比如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就提出，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登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当然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位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并将之发扬光大。

    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1797-1873）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在1824年就依据满文完成了拉丁文本的《孟子》的翻译，他对中国的古代科技十分着迷，曾把《天工开物》中的蚕桑部分译成法文，并撰写过《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当然他也不会忽略中国人对于印刷术的贡献，他把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传播到欧洲。还有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他也认为毕升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印刷术其实是一项接力发明，不同的国家都在不同的阶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智慧的中国人在印刷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确实一度领先世界。而活字印刷术之后又发明了油印、打印、影印、激光印刷，中国也一直受惠于这些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