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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记者采访了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客座教授、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他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德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德国最高级别教授的华裔社会科学家。
记者：35年前的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此次的三中全会决定在多个领域进行深入改革。那么，您如何评价本届三中全会？
辜教授：本届三中全会给中国未来规划的蓝图似乎更大一些，它标志着中国局部改革时代的结束，全面改革的开始；在改革的路径和方法上，本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又引入了顶层设计的改革模式；如果改革成功，中国的财富分配会更加公平，市场经济会更加成熟，国家会更加文明。
记者：现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在深化改革、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型的关口，您认为应该如何确定和实施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改革？
辜教授：一个更为独立的司法体系，一个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一个更为阳光的施政体系，应该是未来改革的主攻方向。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建立与地方政府脱钩的垂直司法体系；加快打破企业的垄断，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通讯和运输领域，倒逼垄断企业加强竞争；加快地方自治的实施，使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尽快“阳光化”。
记者：本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收入分配及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打破企业垄断、推进城镇化、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您怎样评价这些措施？
辜教授：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主要原因，它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拖累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的掣肘。所以，破除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二元结构能否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其他改革都是辅助性或功能性的。只有把土地及其资本化的可能性还给农民，才能铲除二元结构的体制根源。
记者：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镇化建设最终能否成功。而能够保证完成这一使命的制度基础，无疑是土地制度的成功设计，对土地现行制度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提上中国的改革议程，您认为这项改革的难度在哪里？
辜教授：土地制度改革的难度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一些观念不习惯接受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这个观念不打破，土地永远会被排斥在现代资本市场之外；二是土地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失去对土地的支配权，除非出现替代性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是不会甘心放弃土地支配权的，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要以为地方政府开源节流为目的，使地方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而不是通过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否则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动力。
记者：中国媒体称，此次三中全会是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您期待哪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辜教授：所谓深水区其实水并不深，只不过是水流更急了。水流更急的原因是局部改革结束，全面改革开始。30多年的高速发展，彻底分化了中国的社会，造成各个领域盘根错节，每一个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权力太集中的问题，如果把权力关进老百姓的笼子里了，改革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看点是什么？
辜教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看点是中共新领导层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各种改革思路，找到了一条各种利益集团和思潮都能接受的改革路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看似折中，实际上是在试图创新，即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种改革能量，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由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提升，实现一个涵盖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层面的“五位一体”改革升级。（本报柏林11月14日电 本报驻柏林记者 柴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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