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与“管”的勇气与智慧

    “不再需要东拼西凑3万元开公司了。”得知公司注册资本等级制度改革后，今年刚从上海某大学毕业的吴晓林很受鼓舞，“不用再为注册资本发愁，理论上1元也可办公司，只要有想法、有创意，就能干出一番事业。”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的限制——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引起大批海归人士、创业大学生和小微企业的高度关注。

    这是新一届政府转变职能的缩影。

    从大部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到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疾步快走；从上海自贸区的探路到公司注册登记制度的变革……把该“放”的放开，把该“管”的管好，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破冰前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若干重大改革事项进行部署，而行政体制改革必将牵引改革全局。

简政放权：纠正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

    今年年初，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制作了一张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需要108个章、约100个审批环节、799个审批工作日。这引发了公众对政府边界的思考。

    “把政府的归于政府，把市场的还给市场。”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说明，政府权力要有边界。今年全国两会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目前已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达334项。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

    以审批权相对集中的国家发改委为例，今年大幅下放水电、风电、电网等能源项目审批权限，首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达26项，减少对地方及市场主体的直接微观干预。简政放权，无疑将纠正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存在的“三位”，即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

    “改革是割自己的肉，必定会有痛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政府自身改革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改革势必影响相关部门的切身利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动了政府的“奶酪”，所以很难。

    一位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不无感慨：“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意味着失去过去的‘权力’。但这是我们必经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转变职能：“放”和“管”两轮驱动

    几年前，钢铁价格最高的时候，1吨钢可以赚到近1000元，而到了去年底，每吨钢的利润缩减到1.68元。今年上半年，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利润一度降到每吨0.43元。

    近期，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集体会商，拟出台新的抑制产能过剩办法。价格下滑、利润降低的根源是产能过剩，而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示，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政策过于优惠、土地便宜廉价，还有一些减免税等，“说到底还是有单纯追逐GDP的导向，还是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

    “然而，这些严重过剩行业还有一批通过审批的拟建或在建项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给市场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都需要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财政、金融、土地等改革。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经济领域存在的一些顽疾给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政放权，要怎么“放”？“放”多开？一方面，政府要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减少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干预；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是动态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也是难点，事权、财权如何匹配，机构设置怎样合理，都是当前面临的问题。此次行政审批改革强调“放”和“管”两轮驱动，尤其强调了事后监管，是从行政体制改革整体框架上进行系统推进的战略思考，关键是如何落实。

改革思路：放权、分权、限权

    来自上海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从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挂牌至10月27日，区内设立企业208户，相比去年同期试验区辖区内设立的企业总数，增长近4倍。

    上海自贸区首度试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备受关注——过去，政府告诉投资人只能做什么；现在，只提不能做什么。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堪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从审批制、核准制到备案制，折射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下一步，要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一是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新突破；二是与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把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三是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目标相结合，以服务业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为起点，初步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建立规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四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结合，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并以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为重点深化大部制改革。

    他将未来行政体制改革概括为6个字——放权、分权、限权。放权，在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已有充分体现。分权，主要是决策权、知情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在制约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协调。限权，即把监督权利和社会权利相结合，以找到一条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有效途径。

    改革没有完成时，“简政放权”并非“一放了之”。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是真正让百姓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本报记者 冯 蕾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