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籍其实是浙江东阳。儿时的记忆还很深,祖父经常一手抱着我,一手在洁白的宣纸上点画着他的山水和花鸟。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祖父施晓湘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科班出身的中国画画家。父亲施文也继承祖业,是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应用美术系毕业的设计师,毕业后从事过电影美术、舞台美术、室内设计及商标、包装设计等等,是一位多面手,一位兢兢业业的美术设计师。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的“神笔”,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当我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染织专业时,那种激动的、百感交集的心情是无法描绘的,因为当时,祖父和父亲都已离开了人世。
1986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艺术道路,我找到了可以为之付出一生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万曼(马林·瓦尔班诺夫),一位曾经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现代壁挂艺术变革的资深艺术家,带着一种从手工艺走向艺术创造的现代纤维艺术和20世纪西方当代艺术的启示,来到我的身边,在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万曼壁挂研究所”,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
在“文革”那些懒散的日子里,功课很少,甚至停课,我学会了织棒针毛衣,用“玻璃丝”编蝴蝶、青蛙,在书包上绣“为人民服务”,以及为家人春节来临时的新棉袄罩衫手工翘边。这些“爱好”也成为我在考大学时选择专业的心理基础。而万曼带来的纤维艺术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彻底地征服了。
当我在木框上拉起第一根经线时,线已被情所牵。当时对编织艺术的那样一种饥渴,至今仍记忆犹新。跟随万曼三年的学习、创作,使我对编织艺术的技艺与创作形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把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我对软雕塑——这一根植于东欧,上世纪60、70年代兴盛于整个欧美国家的新的艺术门类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时期,奠定了我的艺术创作道路。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纤维质材料的那份特殊的情感被激发了出来。当年我随母亲下放到江西的农村,落脚在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庄——古连石。我在离家两站火车路程的老县城中学读书,每周回家就在山坡、田间行走,在有牛儿吃着草的坡地上休憩,将小草视为同病相怜的对象,帮助母亲在分得的两分地上种菜,在后山的松林里拾松果、捡干枝。虽然条件艰苦,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灶台柴炊的味道,山野烧荒的熏烟,松林、竹林、田埂、山冈在我年少的记忆中被强烈地保留了下来。也许从那时起,我就习惯于把情感和这些无声的花草树木融合在一起。
纤维质的材料中蕴藏着自然植物的生命特点,又蓄满人与自然合用的意愿。无论是那些充满纤维状的麻线,还是富于弹性的棉线,无论是洁白的纸浆,还是柔韧的竹篾,都体现着这种生命的涌动和亲近。整个90年代,我沉浸在这些纤维质的线性构架中:纤维的绵延,线的伸展;空间被网状所布满,分割成一层层透叠的网眼,纸卷被植入其中;薄膜般的纸浆将线的轨迹包藏起来,作茧一般的意味包裹了周遭。
当我第一天用上宣纸纸浆后,就再也没有放弃过它。纸浆洁白纯净,寓丰富的变化于单纯之中。纸浆中含有竹、麻纤维,潜藏着坚韧的性格。当纸浆以一种充实的形态呈现时,在柔性的白色外表下,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韧”,正是这种既柔又韧的特性包蕴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心理。
2009年到2012年,我完成了《本草纲目》系列的创作。它可能源于我在那之前连续服用了整整两年的中药。那段经历使我对中药医术产生好感,并渐渐认识和了解了一些中药的常识和名称。某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将中华文明的医药宝典在我的艺术中呈现出来。我用干枯的植物和纸浆结合,塑造了一批仿佛被岁月尘封了的化石般的“本草纲目”,其意仍在追念那份草木幽深的诗性和渐渐远去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