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魏碑有书家

    癸巳重阳前三日，我搭乘北京开往天津的最早城铁，匆匆来到天津大学黾园向学术大家王学仲（号黾翁）先生恭行告别之礼。虽然我无缘受教于先生，却向来敬重他的学问融通和书法精湛。他所倡导的“四我精神”——“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至今仍在书坛回声嘹亮。他所感悟的书艺思路“大字贪丑拙，小字求妩媚”，至今仍给人以启示。

    虽然近些年来孙伯翔先生声名远播，在书坛多有“书法大家”、“北碑重镇”、“碑楷第一”等赞誉之词，也有人称孙氏碑学或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孙先生总是感谢当年黾翁的领路大恩，“是黾翁为我开启了魏碑之门，没有黾翁就没有今日之伯翔”。

    我与孙先生相识纯属偶然。家乡湖南九嶷山（舜帝陵寝所在），欲光大舜文化之精神，父老拜托我要请“全国最大的书法家”用楷书创作舜帝《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认为将颂扬舜帝禅让大禹的情景碑刻出来才是到位。经我在京当面请教书家张海先生，得知成为楷书大家很不容易，“若问碑楷作的好，当属天津孙伯翔”。于是我贸然登门打扰，所幸交谈甚欢，客主皆以为难得相见。

    至去年中元节次日，孙先生个人书法展在山东淄博开幕。我前往助兴，分享先生夜话七十多年书道感受：“登云峰之巅，拜龙门之室，坐卧其下，不计寒暑，心摩手追，荣辱尽忘。”谈到自有“北吴南沈”以后，帖学日盛。时津门碑学惟黾翁马首是瞻，其亲率弟子咸集于碑学实物重地河南。前前后后，“友石斋”里有“三老”（费新我、沙曼翁、王学仲），气象蓬勃于中原。是日齐地秋高夜爽，圈内人士评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新版，在场诸君亦有笑声。次日别过，我祝先生多多保重，他透过汽车玻璃还嘱咐一番，要我让他经常知道我的消息。

    事实上书坛早有基本共识，若论当今魏碑一脉，无人能出孙伯翔之右，他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魏碑理论，并以艺术实践获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他诠释了魏碑艺术的基本特征，称《始平公造像记》为魏碑正体之源，“龙门二十品”蕴含的方笔特质是魏碑笔法的秘密。他所发现并归纳的魏碑笔法“方圆之说”，结束了长期以来魏碑“刀刻之说”的理论困扰。即便是故去的启功先生，虽曾对碑学有过孙伯翔不以为然的看法，在2012年出版的《启功谈艺录》中也还是以文字的形式修正了他生前的看法。他在谈论河南石刻艺术时说道：“书法有高低，刻法有精粗，在古代碑刻中便出现种种不同的风格面貌。”

    孙先生信守“真正的学术、艺术从清贫中来，从寂寞中来，从独立思考的创新中来”，他从来都鼓励弟子们进行艺术探索和突围。孙先生认为，除了个人素质提高和人生阅历增进之外，书家弟子要成功实现艺术突围必须具备三种智慧，始得真经、眼观六路、各自为阵是也。

    其一曰始得真经。先生特别叮嘱那些天资聪慧的弟子，尤其要持之以恒，孜孜矻矻，学思反复，如僧之虔。弟子王子丰至今能够回忆起三十年前先生教授魏碑方圆笔法时一边作示范，一边强调说“写方笔转折处要灵动，写摩崖转折处要凝重”。

    其二曰眼观六路。孙先生要求弟子树立全局视野，借助他山之石提高自己的水准。他说，碑学不是天津的特产，它有其广泛的地域基础，历史上的燕赵、关中和中原等地源远流长。今之天津以外，陕西、河南、山西、河北以至岭南一带，放眼艺术平畴沃野，碑学之士道路相亲。孙先生关注书家张海、胡抗美、王镛、张旭光、陈洪武等多位先生的碑学见解和创作成果，瞩望各路名家做客津门。他更是鼓励弟子们要手勤足捷，高铁穿梭，多地游学，碑帖并举，在切磋探讨中有所收获。

    其三曰各自为阵。孙先生碑楷如正气之歌，沉雄高古，原野奔流。先生碑行如神来之笔，灵动鬼魅，气韵酣畅。孙门弟子作书得其形似容易，得其神似太难。弟子之作时如深闺出阁，察言观色；时如法度羁绊，青涩拘谨。笔者管见，造成师生艺术境界差距的原因，在于人生经历的境界和驾驭艺术的能力高下之不同。所幸孙门弟子在尊师重道方面多能得其要领，坚守碑学之道却又竭力艺术探微，道相通而技不同者多有长进。弟子张建会的隶书碑意卓立，弟子任云程的行书真朴空灵，弟子王金复的金石碑古通感……

    艺术常伴随美丽的遗憾，虽为大家不能例外。孙先生说，创作失败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作品失败了弃之便是，不要流入社会。我见过他的一些书配画作品，常有灵感所附。如根据朱熹《观书有感》而作的书画，“半亩方塘”中两只水鸭在嬉戏，似作神迷对话。我问他：“如此水鸭传神之眼难得，我不信您每次都能画成这样。如果水鸭画得眼神不到位，您是不是就不题字了？”他似乎在狡黠一笑，说道：“先画后书，失败了赶快刹车，扔了再来。忙了一大堆，很满意的十有一二就不错了。”我相信先生说的不假，也切身感受到他的艺术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