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导师:清华大学教授 曹峰
通讯评委:北京大学教授 董珊
武汉大学教授 陈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第一篇是《景公瘧》,经整理者考释,全篇共有13简。13简均断为三段,下段无存。据整理者推测,每简字数约为55字。《景公瘧》故事情节相对清晰,主要讲齐景公生病,其宠臣会谴、梁丘据等人向景公谏言应杀掉祝、史二人以讨好鬼神,但晏子向景公讲了一番“诅为无伤,祝亦无益”的道理,使景公信服讨好鬼神的唯一途径是勤政爱民,亲贤疏佞,成功劝服景公不杀祝、史二人。本篇与《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之《景公有疾》《景公病》,内容类似,部分内容也见于《景公信用谗佞》。
《景公瘧》发表后,已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考释,但对于其编连问题,对于其所反映的思想问题的探讨却很少,本文拟对《景公瘧》作出重新编连,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释文并对有关问题作重点说明,然后试图揭示出其思想特点。
综合各家意见,笔者将《景公瘧》分为六个部分:1+2;3+4;5+7;6+11;8+10+9;12+13。为简洁之便,凡学界取得基本共识之字,均以通行字直接写出,仅对需要探讨的文字保留原形;括号内的字表示可能的假借字;方框内的字代表据文意所补的字词;“”代表简断之处。
释文:
景公瘧【2背】
齐景公疥且瘧,逾岁不已。割 (会谴)与梁丘据言于公曰:“吾币帛甚(媺)于吾先君之量(良)矣,吾珪宝大于吾先君之【1】公疥且瘧,逾岁不已,是吾无良祝、史也。吾欲诛诸祝、史。”公举首答之:“尚〈甚〉然,是吾所望于汝也。盍(诛)之。”二子(急),(将)【2正】
是言也。”高子、国子答曰:“身为新(亲),或(又)何(爱?)焉?是信吾无良祝、史,公盍诛之?”晏子夕,二大夫退。公入晏子而告之,若其告高子【3】木为成于宋,王命屈木问范武子之行焉,文子答曰:“夫吏(理)其私吏(事),听狱于晋邦,(溥)情而不(偷),吏其厶(私)。祝、史进【4】
思圣,外内不废,可因于民者,其祝、史之为其君祝敚也。正(贞)□【5】君祝敚,毋尃情忍辠(罪)乎,则言不听,请不获;如顺言弇恶乎,则恐后诛于史者。故其祝、史裚(制)蔑(篾)端折祝之,多堣言【7】
忘(亡?)矣,而汤(扬)清者,与得万福焉。今君之贪昏苛慝,币违【6】其左右相伀(颂)自善曰:“盍必(比)死愈(偷)为乐乎?故死期将至,何仁【11】
诅为无伤,祝亦无益。今薪蒸思(使)虞守之;泽济史(使)守之;山林史(使)衡守之。举邦为钦(憾),约夹(陕)者(诸)关,缚(缨)者(诸)(市)。众【8】之臣,出矫于(鄙)。自姑、尤以西,聊、摄以东,其人数多已,是皆贫苦约疾,夫妇皆诅一支(丈)夫,执寻之币、三布之玉,唯是□【10】明惪观行。勿(物)而未(祟)者也,非为媺玉肴牲也。今内宠有割(会谴),外〓(外奸)又(有)梁丘据(萦)(诳),公退(纳)武夫亚(恶)圣人,番(蕃)浧(逞)(臧)(笃),吏【9】
二夫可不受皇则未得与昏(闻)。”公强起,违席曰:“善哉,吾子!晏子,是攘(患)之言也。祭正(贞)不获祟,以至于此,神见吾径〈淫〉暴【12】请祭与正(贞)。”晏子辞。公或(又)谓之,晏子许诺。命割(会谴)不敢监祭,梁丘据不敢监正(贞)。旬又五,公乃出见折。【13】
关于上述释文,有数处还要加以说明。
其一,第1简“齐景公疥且瘧”。关于“疥且瘧”,濮茅左说本书题为《竞公瘧》,而不题为《竞公疥且瘧》,告诉我们齐景公所患的是“瘧”。笔者以为濮茅左所持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古书有取首句为篇名的惯例,其篇题一般没有实际的意义,若依照濮茅左的说法,“瘧”可以概括“疥”与“瘧”,似乎与古书之通例不合。笔者以为,今本《晏子春秋》中《景公有疾》《景公病》开头都是“景公疥且瘧”和“景公疥遂痁”,依照古人取首句为篇题的通例,一篇当作“景公疥”,为避免重复,另一篇只能作“景公瘧”了。
其二,第1简“吾币帛甚(媺)于吾先君之量(良)矣”一句,笔者以为“媺”当读如字,意为“美”“好”。“量”当读为“良”,“量”“良”两字古音均为“来母阳部”,《山海经》载:“犬封国有文马……名曰吉量”。郭璞注曰:“一作良”。句意为“我们所供奉的币帛比先君的精美程度要好”。
其三,第4简“夫吏(理)其私吏(事),听狱于晋邦”,《汉书·百官公卿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颜师古注曰:“吏,理也,主理其县内也。”可见“吏”即“理”。“理”,《说文》曰:“治玉也。”“私事”即《景公有疾》中的“家事”,陈峻志引《集韵》、马叙伦之说等,证明“言”“讼”“狱”三者相通。传世本《景公有疾》“言于晋国”较难理解,或许传世本“治”字当重,则“治言”与“听狱”同义,则简文“夫吏(理)其私吏(事),听狱于晋邦”便与《景公有疾》“夫子之家事治,治言于晋国”意思相通。
其四,第12简“公强起,违席曰:‘善哉,吾子!晏子,是攘(患)之言也。祭正(贞)不获祟,以至于此,神见吾径〈淫〉暴”一句,董珊认为“攘”通作“禳”,称赞晏子的谏言为能除去灾患的良言。“祭正(贞)不获祟,以至于此,神见吾径〈淫〉暴”,说的是祝、史所进行的祭祀活动都没有找到祟由,导致景公之病一直不见好,那是由于神明见到我们的淫暴。论者一般认为是齐景公之语,从句意看,当是批评景公之语,应为晏子之语。
其五,第13简“公乃出见折”一句作何解,暂不好论定,由于传世本作“公疾愈”或“改月而君病悛”,或许“公乃出见折”可朝这方面解释。
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景公病》顺着景公所承认的“祝为有益”,推出“诅亦有损”的观点,采用归谬法,通过揭露“祝为有益、诅亦有损”这个命题的荒谬性来劝说景公不杀祝、史二人。《景公瘧》与《景公有疾》部分字句基本相同,两者相关性较大,不过《景公瘧》直接指出“诅为无伤,祝亦无益”,而《景公有疾》则是在承认“祝有益也,诅亦有损”的基础上,说明君主要“修德”。可以说《景公病》只是为了达到劝谏景公不杀祝、史的目的而劝谏,《景公有疾》则有天人感应的意味,通过强化鬼神的作用来劝谏君主修德保民,否则会招致鬼神的惩罚,而《景公瘧》虽然指出“诅为无伤,祝亦无益”,但同时提出“勿(物)而未(祟)者也,非为媺玉肴牲也”,鬼神作祟,不是因为币帛牺牲不够好,是因为什么呢?从前后论述来看,当是由于景公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疾苦,这其实也有着一股浓厚的天人感应色彩。相对《景公瘧》和《景公有疾》,《景公病》的论题更为集中,是否可以说《景公病》早于二者呢?笔者以为,《景公瘧》与《景公有疾》确有晚出的痕迹,如劝谏更为详尽,而且还糅合了许多其他篇章的内容,天人感应的色彩更为浓厚。上博(四)中有一篇《简大王泊旱》,与《景公瘧》很相似,只不过将故事中的主人公由“齐景公”换成“楚简王”,“晏子”换成“太宰”,两则故事中“晏子”和“太宰”都坚信只要国君的政治良好,就会得到鬼神的保佑,自然无灾无难,这或许是当时人们的习惯性思维。这是一种表面重神事、实质上却强调人事的思想现象。重人事、轻神事已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考虑到上博简的时代一般认为在战国中后期,因此这一现象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就已形成。
(袁青,男,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2012级博士生,美国达慕思大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晏子春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