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镇，难在哪儿？

    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流动时代”——伴随着年复一年的“钟摆式”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开始稳定地、大规模地向城镇集中，劳动移民、生活移民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有数据显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他们在融入城镇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何种政策将助推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27日发布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滞后的户籍改革束缚农民工流动

    中国的城镇化率到底有多少？这既是公众热议的话题，也是判定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此前曾有分析认为，官方52.4%的城镇化率数字“至少被高估了15%”。

    此次清华城镇化调查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这正揭示了我国“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发展，征地、拆迁，城区范围的扩大，大规模投资吸纳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而另一边则是近乎停滞的户籍转变”的尴尬。

    “户籍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束缚农民流动、阻碍人们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然而，各地政府在考虑城镇化水平、制定城镇化的推进政策的时候，这一因素看来是很少被纳入议事日程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指出，关于户籍改革，“各地都不约而同地绕着走。但殊不知，绕开的不仅仅是‘户籍身份’，更主要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落户权利被回避了。其结果是，不仅我们的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也大大地落后于城镇化速度。”

部分流动政策未惠及农民工

    一提到人口流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清华城镇化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当前的这种强流动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城镇社会内部的高流动率——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则高达23.7%。“在城镇社会内部，那些来自小城镇、中小城市，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口，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在大规模地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他们人数众多，几乎占了全部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李强介绍。

    而在此数据的基础上，一些流入政策的取向也值得推敲。“一些从农民工流动、农民工融入当前城镇社会的角度出发制定的政策，往往有可能使本该由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所分享的利益，落入更具优势的城镇流动人口手上。比如我们看到的那些积分入户、积分入学、异地高考等政策，有许多是只适应那些原本就是城镇居民的那部分流动人口的，对农民工其实往往只是一个幻影。”李强建议，“必须区别对待城镇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流动人口，而不是一把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平。”

定居城市艰难，逾70%农民工仍不打算回乡就业

    此次调查还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和留城意愿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总数的49.1%。同时，尽管很多人在城市定居艰难，但打算再回农村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比较低，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极少数选择回农村就业，逾70%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再打算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80后农民工，只有7.3%的人选择愿意回乡务农，90后农民工中，只有3.8%的人选择“务农”。

    当清华城镇化调查询问流动打工农民工“是否有在城镇定居的意愿”时，有30.5%的人表示“没有想好”，而在城镇有定居想法的人和无此想法的人所占比例相当，均为34.7%。

    调查还揭示了现实与现有政策的矛盾之处。由于既与大中城市有相当差距，又不能满足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衣锦还乡”或“思乡恋土”的心理需求，县城处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定居选择的较为尴尬的境地。“这与我国当前放开小城镇的政策有出入，毕竟小城市的吸引力并不够。有超过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征地拆迁后的就业、社保比例极低

    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区域扩张，引发了许多与土地、宅基地、房屋相关的纠纷，甚至常常激发出群体矛盾。承包地、宅基地被征，房屋被拆迁后，人们得到的补偿情况又如何呢？

    清华城镇化调查就征地、拆迁后的补偿款、就业安置、城镇社会保障（包括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询问。调查显示，房屋拆迁和承包地拆迁获得补偿的比例是较高的，特别是房屋拆迁，只有极少数样本回答说没有获得过补偿款。但是，征地拆迁后给予家庭的就业安置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却较低，甚至几乎没有。

    “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而我们过去往往错误地把它当作是物的、土地的城镇化。”李强强调，提供就业岗位、使农民平稳地向市民过渡是城镇化中的关键一环，“此项调查初步显示，现有的针对农民工的流动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到这个群体。而如何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在政策、制度上加以变革，教育也是不能忽视的方面。”

    （本报北京10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邓 晖 蒋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