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优人说法

    元杂剧从诞生时就承载了“厚人伦，美风化”（夏庭芝《青楼集志》）的道德教化功能。“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胡祗遹《赠宋氏序》）这就指出了杂剧具有洞悉社会百态，正上下得失的作用。杨维祯在《朱明优戏序》中言：“俳优侏儒之戏，或有关于讽谏，而非徒为一时耳目之玩也。”明代祁彪佳也认为，“自古感人之深而动人之切，无过于曲者也”（《孟子塞五种曲序》）。

    元代初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基本上断绝了文人的进仕之路，许多文人走向社会底层，与民间艺人（如红字李二、花李郎等）相结合，组织“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但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心中，元杂剧作者们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融入自己所塑造的戏曲形象，这是元杂剧思想内容的主流。钟嗣成在《录鬼簿》记述与其“相知”的“名公才人”时，多次赞赏他们的“浩然之气”，如宫天挺“豁然胸次扫尘埃”，郑光祖“名香天下”，曾瑞“乐幽闲不解趋承”，施惠“道心清静绝无尘”，钟嗣成自己也是“杜门养浩然之志”。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尤其是面对元代没有受到教育的绝大多数社会底层民众，杂剧就承载了更多传统伦理道德教化的功能。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平民百姓热爱戏曲，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他们把戏曲中传达的伦理道德因素当作社会正义舆论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规范。

    从夏商周一直到元代，几千年的社会生活都在元杂剧中得到反映，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农夫商贩，各阶层人物无不笼入笔端。《蝴蝶梦》中王老汉三个儿子，《焚儿救母》中的张屠，《冯玉兰》中的冯玉兰，《虎头牌》中的山寿马，《窦娥冤》中的窦娥，《降桑椹》中的蔡顺，都具有善良贤孝的光辉品格。“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是“仁”。“孝悌”是“仁”的前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这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国家关系的伦理情感纽带。元杂剧的作者希望注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调节好人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宁的理想。《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杀狗劝夫》《老生儿》《疏者下船》实质上传达的是亲亲才能修身，亲亲才能为政，亲亲才是为人根本的观点。《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治家最重要的一条是教子有方，才能让子孙后代“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孟母三移》中的孟母，《剪发待宾》中的陶母，《陈母教子》中的陈母，《九世同居》中的张公艺，《东堂老》中的东堂老无不遵循这一传统并取得成功。《范张鸡黍》中的范式和张劭志同道合，《替杀妻》中的张千为保护朋友而宁担罪责，更彰显了“朋友有信”这一传统美德。

    《豫让吞炭》《渑池会》《伊尹扶汤》《介子推》《单鞭夺槊》等杂剧塑造了豫让、廉颇、蔺相如、伊尹、介子推、尉迟恭等忠贞报国的忠臣义士形象，即使是《鲁斋郎》等杂剧中的包拯，《双献功》等杂剧中的李逵也是元杂剧作者们推崇的标杆和楷模。《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从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才能引导一种文明不断前行，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有一种观念必须得到纠正，就是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束缚了人性。而事实上儒家“发乎情，止乎礼”是让人的本性更能充分体现的一种规范。《周南·关雎》《邶风·静女》等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学说强调的是一种理性的爱情观。“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琴瑟友之”，等语言所描画出的爱情过程，表现的就是自然的人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爱情观是对忠贞坚定、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褒奖和支持。《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墙头马上》的裴少俊和李千金对爱情忠贞不渝；《两世姻缘》中韩玉箫因思念韦皋而死，但是仍然投胎与韦皋相爱，韦皋虽官至征西大元帅，也坚持十八年不另娶；《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对沦为乞丐的郑元和仍然挚爱不变；《破窑记》中刘月娥不嫌弃吕蒙正的贫穷；《梅香》中小蛮对白敏中一往情深；《举案齐眉》中赞颂的是夫妻互敬互爱。这些作品的深刻性和进步性是无法掩盖的。

    《冻苏秦》《王粲登楼》《谇范叔》《荐福碑》等表现了“始遭困厄，后变泰发迹”的内容；《铁拐李》《蓝采和》《竹叶舟》《度柳翠》《七里滩》《陈抟高卧》等表现了神仙道化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尤其是神仙道化剧所反映的内容，“是这些失意文人在现实无奈下营造的虚幻的精神家园，他们的内心实际仍然难以割舍儒学所赋予给他们的社会使命感，他们仍处在世俗社会的强烈吸引与幽静山林的召唤、人生的失意与自我人格的超脱的两难境地中徘徊。”（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在这些神仙道化剧中，元杂剧作者塑造的主人公没有颓废，他们直面生命与生活，追求的是一种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

    元杂剧作者们坚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一主线，是赢得广大观众的法宝。只有当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深扎根于作品之中时，才能够使戏曲观众与戏剧作品之间产生心灵的共鸣。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