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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公众关注，质疑、反对，甚至恐慌如影随形。这一技术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目前它在我国为何举步维艰？
“犹豫观望、停滞不前，将会受制于人”
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晓亚表示，基因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影响生物医药；催生了转基因动植物育种；还有对环境的意义，通过转基因的方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产生一些特别有用的生物，可有效清除一些污染物；生物能源方面，能通过微生物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化工产品。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谈到转基因育种时说，经过17年的发展，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生态效益已经显现。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报告，目前，全球四大转基因作物（大豆、棉花、玉米、油菜）种植面积的比例为大豆和棉花81%，玉米超过1/3，油菜接近1/3。
作为转基因育种专家，黄大昉在多个场合“苦口婆心”：“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如今，我国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完整的生物育种研发体系，拥有了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耐盐、营养品质改良等重要功能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中国在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特色。
“目前由于在安全问题上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进程减慢了。如果我们还是犹豫观望、停滞不前，结果不仅会导致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拉大，而且发展速度也会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我国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将会得而复失，结果会让生物育种发展与市场受制于人。”谈到最近沸沸扬扬的转基因话题，黄大昉显得忧心忡忡。
记者了解到，对于转基因食品，我国实施的是零阈值，即凡有转基因成份，只要检测出来，就需要有标识。国际上有的国家标识阈值都是最低限度标识，比如日本是5%，含量不够5%的不用标识；韩国是3%；欧盟是0.9%。黄大昉强调，标识和安全是两个概念，并不意味着转基因就不安全，非转基因就安全，个别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误导消费者，造成了一些混乱。
“我们差在缺少比较强大的企业”
在关心转基因的讨论当中，公众较多提到粮食安全问题。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应该是这样的：第一，要满足量的需求，必须要生产足够的粮食；第二，要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回顾过去几十年，全球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年增长率大约1%。张启发说，其中作物育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以约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但是，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消耗掉了大量的农药、化肥，用量约占到全世界的35%。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启动了水稻基因组计划，后来中国科学家和世界很多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做完了水稻基因组的全部序列。“截至去年年底，全世界水稻一共查明约1000个基因的功能，其中40%是中国科学家做出来的。在水稻领域，中国在世界上既算一个大国也算一个强国。”
但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在哪儿呢？张启发认为，我们差在缺少比较强大的企业。“我国做生命科学研究、水稻功能基因组主要在大学和科学院，研究一个基因发文章、申请专利，就到此为止了，专利没有用到企业里去。就技术发展来说，我国的植物生命科学可以和发达国家相媲美，但缺乏把资本、技术、产品、市场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根据调查，国内的现状是三张皮，第一张皮是一些大学在做，有文章、有专利、有技术；第二张皮是做育种的，以农科院居多，省一级为主；第三张皮是卖种子的公司。”
转基因技术与食物营养关系密切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卓勤告诉记者，根据功能，目前转基因产品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环境适应性的转基因产品，比如抗虫、抗病、抗盐、抗霜冻的产品，目前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产品都是这种类型；第二种是品质改良型的转基因产品，能够改变营养成份，提高产品中营养品质，比如一些高赖氨酸的玉米和高油酸的大豆；第三种是免疫药用类型的转基因产品，用它来生产疫苗和药品。
卓勤介绍，现在比较成熟的转基因产品，有脂肪酸改良的转基因产品，可以降低血中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血脂，但同时跟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又可以维持高密度脂蛋白作用。普通大豆油酸含量大概是20%，有的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把大豆油中的油酸含量提高，促进大豆营养品质的提高。
赖氨酸本身是重要的必须的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它在玉米、稻米中的含量比较低，不能满足人体需要。卓勤介绍，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把赖氨酸含量提高。高赖氨酸玉米2005年在美国批准使用，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都有食用的记录。此外，转基因技术还可以改良微量营养素，如“黄金大米”，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大米中β-胡萝卜素的含量。（本报记者 胡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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