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震撼了我（上）

    在美国的东方文化研究、东方历史研究圈子，一提到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42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一普通家庭的艾恺，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师从孔复礼、费正清、史华慈等，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享有盛誉，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艾恺现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十分活跃，不仅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还继续奔走于中美两国之间，继续翻译梁漱溟的著作、研究中国的乡村建设，继续担当中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由于艾恺教授目前居住于芝加哥，从华盛顿驱车也要10个多小时，所以记者暂时只能计划对其进行书面采访。当在电话里听说记者来自《光明日报》时，艾恺教授欣然接受了书面采访要求。他还告诉记者，他知道《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他与《光明日报》有缘，因为它上世纪80年代曾刊登过他与梁漱溟之间往来的书信。在记者通过电子邮件给他发去采访提纲后，自称“忙得不可开交”的艾恺竟然在短短一周时间用中文给记者发回了洋洋洒洒的6000多字答复。

    记者：您现在是美国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汉学家之一，您是何时开始学习中文，您为什么喜欢中国历史和文学？

    艾恺：我大学时期就读的小型学院根本没有任何有关东方的课程，所有课本内容也仅限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内容。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将就读历史研究所，但当时并未决定将来可能就读的具体专业。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我的美国史教授建议我“向东看”。因此，在申请就读之前的那个夏天，我竭尽全力找到了关于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历史读物，全部通读了一遍。虽然这些读物都比较有趣，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却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对她产生了格外的兴趣。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显现得与众不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同样让我感触极深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这个在世界史意义上的独特制度培养并创造了优异阶级，该阶级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由一个世袭的武士阶级所统治，并常常由传教士或神职阶级辅助。但中国则非常不同，他们是非世袭，依靠学识，而非军事和武力获取权力的群体。我最初对中国历史研究感兴趣，就是想找出中华文明能够如此独特的原因。

    至于我何时才开始学习中文，其实我是在上了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班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的。读硕士后我发现，虽然我的老师们都是著名的学者，比如指导老师邹谠、顾理雅、何炳棣、孔复礼等，但当时芝加哥大学并未开设现代汉语课程，且前两年的汉语课程教授的都是文言文，学习的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史记》等内容。对于开始一门新语言的学生而言，我当时的年龄已明显偏大，这些古文课程当时确实让我感到特别沮丧。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孔复礼教授似乎立刻对我产生兴趣，并建议我做两件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暑期现代汉语培训班，并转学至哈佛大学，至此我才开始学到一点现代汉语。孔复礼教授本人是美国国内中国文化研究“奠基人”——费正清的优秀弟子。我在哈佛的第一位现代汉语老师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到了1972年，我已经在中文方面享有“声望”，我自己的中文翻译爱好也成了“副业”。从1972年到2001年期间，我一直受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委托担任高级翻译，其间我也曾发表和出版一些中文文章和书籍。

    （本报华盛顿8月30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