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公映以来,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创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历史题材来表现,在剧本创作中秉持怎样的创作观念,又是如何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本报记者就这些读者关心的问题,采访了该片的编剧田运章和江月,以下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第一,什么叫历史真实?这部影片定位为重大历史题材,是因为它有重大的历史依据,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便是历史真实。在李栓庆所著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纪实》中,明确记录了周总理在伯延4天的行程事件,4天中总理先后召开大小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人参加的7次座谈会,其中有记录可查的4次。这便是我们在剧本创作中所依据的历史真实。
第二,为什么我们去捕捉历史上的这段真实,是因为它对今天的实际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来反观历史的选择,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现实意义就是我们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勇于修正我们政策上、工作上失误的共产党人的勇气,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然有借鉴作用,于是才有了这么一个故事。
第三,艺术虚构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对历史的提炼、选择和升华。我们的艺术选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情节构思、人物表现上,用什么样的语言,以什么样的冲突去再现这一段历史史实方面。比如总理第一次进村时看到榆树上的叶子没了,村里的大人说是被羊吃了,而一个小女孩说出了实话,羊怎么能吃到那么高的叶子呢?这样的艺术刻画,便是“艺术真实”。影片并没有隐去村民挨饿的事实,而将重点放置到村民不希望总理为这些事情过多操心上,表现出来的是总理和人民相互关切的人文情怀。而老奶奶卖掉自己寿材换取面粉给总理做拽面的情节,虽然是用一种略带夸张的手法来讲述,但从大的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本身的诱因也是基于总理对人民无私的奉献,基于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和景仰。而老奶奶这个人物也并不是盲目崇拜总理,她在总理面前对一些事实直言不讳,唱落子戏时欢愉的表情,都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正所谓“史中或无,事中应有”,基于这样“人物的真实”“情绪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会感到“事件的真实”,这也便是艺术的真实。
其次,我们的选择体现在角度的选择上。老百姓刚开始为什么不对总理说实话?他们不是为了欺骗总理,而是处于最真实的善意当中。那个年代的农民,刚刚经历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迎来了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期望,他们认为,造成今天的困难,不是共产党的错,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自己没做好。这种看法并没有反映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真实情况。影片没有正面去说这个问题,但并不是粉饰,而是反映了老百姓当时的思想境界、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他们选择封口,不跟总理说现实困难,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善意的粉饰。这也是我们艺术上的选择。
再次,艺术真实是要把握历史真实中蕴含的规律和本质。随着剧情发展,当地老百姓终于开始讲真话,提意见了,公社干部也纷纷承认多吃多占的错误,这时候总理说:“公社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今天调研的主题,不是追究你们多吃多占,而是在讨论制度,讨论大锅饭好不好。”这便是在情节设计和历史真实之间抓住主题,抓住周恩来在这四天四夜当中为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为民生而把握问题本质,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
作家是有思想倾向性的,在他思想的最深处有着鲜明的爱憎,不同的作家拿这个题材会写出不同的剧本。我们的选择是要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几代领导人是如何爱民务实,深入群众,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我们如何从今天来反观历史,来汲取历史的经验,这便是我们创作的目的。反观历史是为了今天。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对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把控,主要还是立足于今天。如何去反观这段历史,取决于创作者的角度、立场和倾向性,我们必须光明磊落、立场鲜明地竖起自己的旗帜。(本报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饶翔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