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中国“戏剧魂”

    引言

 

    1968年冬，病入膏肓的田汉，被送进某医院抢救。没人知道他是我们国歌歌词的作者，只知道他是一个“反动权威”。据说，那天凌晨，他病房的窗外，高音喇叭正播放着《毕业歌》，用以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也未曾想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正是田汉和聂耳。我们无法知道，那时的田汉是否意识清醒，是否听见了面对他的窗口，寒风中传进床头的歌声。他在自己的歌声中，凄然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怎样令人唏嘘的巧合。聂耳被暴政驱赶出走死在异国的海浪中，田汉在牢狱中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又在冤狱的病房中，在自己作品的伴奏中远逝。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有的悲剧。田汉先生的罹难，应当是给予我们民族的一个沉重的警示。这样的悲剧应当永不再来！

 

一

 

    田汉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位文化巨人。他以不竭的精力和不熄的激情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作品。据现在“精略”的统计，他存世的作品有：话剧剧本63部、戏曲剧本27部、歌剧2部、电影剧本12部、诗歌2000余首，更有各种对于当时和今后颇有指导意义的文论多种。各种文字竟有1000多万言，可谓丰硕。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中能超越他的文艺家怕是不多。

 

    夏衍先生曾经说过：“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这并不是过誉，而是最准确、最公正的评价。田汉一生追求理想和光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写诗作文，创演话剧，宣传新思想。上世纪20年代，他开创和领导了“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引导和影响了一批热血青年奔向反帝反封建的战场；30年代，他是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向反动独裁统治进行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40年代，他又成为抗日民主戏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卓越功勋。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呕心沥血地领导了新中国戏剧事业的改革、发展。终其一生，田汉为中国戏剧而奋斗，也为中国戏剧的命运而殒折，他是历史为中华民族选定的戏剧魂。

 

    1968年12月10日，那个阴沉的冬日，这个永远鲜活的灵魂在冷寂悲戚中飞升天国。45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忘记这依旧活在中国戏剧事业和民族心中的灵魂吧？！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98年3月12日），田汉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寿昌，乳名和儿。这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之年。那位愿为变法而第一个流血的谭嗣同，就是湖南浏阳的硬汉。六个月大的和儿，自然不会听见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前谭嗣同慷慨的呐喊，但是他为改变祖国命运，拯救危亡的呼声，穿越时空，在少年田寿昌的心中回响。他永远记得谭嗣同在牢狱壁上的题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田汉永不泯灭的爱国情操和热烈如火、苦干到底的性格，其源有自，但湖南硬汉的精神，也是其一吧。

 

二

 

    田汉是浪漫的。1911年，他13岁，“辛亥革命”前，他为了进入风气良好的学校，改名田汉。这名字并不包含“革命”的意思。但是巧得很，他们四个改名报考同一学校的同学都被录取，按照成绩的顺序，从后向前读，他们的名字竟然是“英雄怀汉”，暗合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的宗旨。推翻了皇帝所带来的空前的兴奋，让激情如火的年轻的田汉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他参加学生军、编演新戏，向往着一个全新的国家和人生。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没有了皇帝，但一切旧有的秩序并没有改变，有的反而更变本加厉。1916年8月，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田汉，在校长徐特立的推荐下，跟随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的舅舅易象（字梅园）赴日留学。他告别亲人，满怀希望地奔向“寻求新生之地”。那时，他刚满18岁，对前途充满诗人的想象，以为光明就在前方，这自然有些孩子气。但对祖国、人生，光明、美好前途的挚爱和信念，充塞了他的一生，始终未曾动摇。他的这种浪漫的追求真善美的诗人气质，仿佛是他特有的标牌。他在日本贪婪地阅读各种书刊吸收各种新鲜的思想；他曾经用文言文写过一篇长文议论俄国的二月革命和中国的前途，大胆预言中国“不十数年，且将有社会之大革命也”。文章由舅舅梅园先生推荐给李大钊，颇受李的赏识，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神州学丛》上。他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该会东京分会最早的四位成员之一。但他对戏剧的迷恋，远超于政治，他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戏剧家，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那时的日本，正风靡着西方各种流派的戏剧，一批沉醉于这新鲜艺术样式的中国留学生如欧阳予倩等，也开始从模仿到创造地编演中国的这种新剧（后来，这种新剧被命名为‘话剧’）。1907年，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个日子就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在这批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就有田汉的名字。

 

    1919年暑假，田汉回国省亲，在舅舅的支持下，和自己16岁的表妹易漱瑜“智逃”日本，处在清纯而热烈的恋爱中。那时又和宗白华、郭沫若结为莫逆，使他的艺术和爱之情思都得以尽情地张扬。于是埋首疾书，连续写出四幕话剧《梵峨璘与蔷薇》和三场话剧《灵光》。《梵峨璘与蔷薇》的主题可以说是田汉一生剧作永恒的主题，只是由于时代和他思想的变化，这主题有了不同的含义和升华。这主题就是艺术和爱情。“梵峨璘”是英文violin的音译，就是小提琴，象征着艺术，而蔷薇则是爱情的象征。剧本是“描写一名歌女与她的琴师的恋爱”。他称此剧为“四幕新浪漫主义悲剧”。可惜，由于22岁的田汉对于生活的体味比较肤浅，而他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也失之偏颇，在剧本的写作技巧、情节设置上，都表现出难免的幼稚。这剧本好读不好演，也未曾上演。但对于田汉一生的戏剧创作，乃至中国话剧史却有着非常独到的意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改造中国的社会”这样的大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因此学习易卜生成为时代之盛。社会问题剧大兴，凡是爱情和妇女题材的剧本都难逃《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框架。在这次学习西方戏剧的第一课中，我们所选择的现实主义，那时已不是西方戏剧的主流，代之而起的是属于现代主义的新浪漫主义。田汉敏锐地选择了这最新的潮流。有学者论道：田汉这出不成熟的出世之作因此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这是公平之论，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做了补白。新浪漫主义是主张超乎悲喜，去写出离了悲喜的心境，这更深更久远的艺术美。而“超悲喜”的境界正是大悲深深之悲的结晶。显然，这更增加了戏剧的深度和张力，赋予它刻画人性的恒久的生命力。我们不应忘记在学习最新的戏剧哲学和理论的洪流中，田汉先生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田汉后来很不满意这《梵峨琳与蔷薇》，而把自己修改过的《咖啡店之一夜》作为自己的出世之作，这体现了他自我批判的精神。但中国话剧史，却不可不记下那个幼稚却新颖的足迹。田汉的戏剧创作也始终践行着“写心境”“写自我”的新浪漫主义之路。

 

三

 

    1922年9月田汉和爱妻易漱瑜回国。在上海经过一番蹉跎，他和妻子办起《南国》半月刊。繁杂的事物和窘迫的经济，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易漱瑜病倒了。1924年8月田汉依妻子之愿送她回湖南乡下养病。1925年1月只有22岁的易漱瑜，在田汉怀里溘然长逝。易漱瑜不但是他青梅竹马的爱人，而且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甚至是他心中的女神，艺术的缪斯。她的离世，再加上国家、社会的现状，“旧的已去新的还未来”，使田汉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以他和黄大琳的短暂婚姻又在社会上引起飞短流长，更让田汉心情沮丧。（黄大琳是易漱瑜的好友，漱瑜临终前嘱咐田汉以黄代自己。）1925年夏，田汉回到上海，期望在新的领域施展才智，走出精神的困境。1926年4月，田汉与唐怀秋等人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但他的银色梦这次却没能实现。后来他们又勉力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到民间去》，底片却不知去向，至今未曾问世。

 

    这个时期田汉最精彩的事业，便是他硬干起来的“南国社”戏剧运动和“艺术鱼龙会”的演出。1927年8月，田汉应黎锦晖邀请受聘于上海艺术大学任文科主任。这是一家私立学校，校长周勤豪中饱私囊，让百十号学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生驱逐了周勤豪，选举田汉为校长。田汉大为感动，决心与学生们共度时艰。他邀请周信芳、高百岁、郁达夫、徐志摩、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唐怀秋等各路文艺名家到校授课、座谈，后来又举行演出活动，名之曰“艺术鱼龙会”。龙者，各路名角：如周信芳、欧阳予倩等；鱼者，各位学生也。演出剧目有田汉的剧作《苏州夜话》《江村小景》《名优之死》《生之意志》《画家与其妹妹》等，唐怀秋的《烧鸭子》以及一些日本、英国剧作家的作品，欧阳予倩带来自己新编的京剧《潘金莲》，周信芳也有拿手好戏。

 

    “艺术鱼龙会”的演出自1927年12月17日至23日。演出虽然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奠定了田汉和一批同志创立自己的艺术学院的志向。后来，他们脱离上海艺术大学，成立南国艺术学院，后又将南国电影剧社，一并归入“南国社”，集合和培养出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和各种文艺的中坚力量。如陈白尘、吴作人等。（顺便提一句：1928年洪深加入南国社，在一次集会中，田汉、洪深等商议将“新剧”、“爱美剧”等，正式定名为话剧。）田汉提出“民众的戏剧”这一口号，遂于1928年4月利用春假率学生们做了一次“团体的西征”。一批充满浪漫情怀和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比法国影片《情天血泪》中巴黎拉丁区的波希米亚穷艺术家，自称波希米亚人，因为“他们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金钱；他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勇气”。在被称为Drama King（戏剧之王）的“大孩子”田汉的率领下出发了。男生一律西装兰绸领带，女生一律旗袍米色绸围巾，这班风华正茂的一群，巡游在春风细雨翠绿的江南，演出颇为浪漫的新剧，这是多么令社会惊诧而又引无数青年心仪的举动啊。他们在夜晚没有灯光的陋室，睡地铺、吃粗食，却一个个意气风发，慷慨而愉快。他们搅动了西子湖的宁静，让那沉睡在湖底的爱恨情仇都骚动起来。他们演出的剧目大多是田汉的作品或译作：《苏州夜话》《父归》《未完成的杰作》，田汉还在钢板上用铁笔直接在蜡纸上刻写出《湖上的悲剧》，立即搬上舞台。在“走向民众”的口号下，杭州、苏州、南京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还南下广州，甚至下乡到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去演出。在“我们的生活，马上就是我们的戏剧”的观念下，田汉正一天天直面现实。他的戏剧正为广大的青年所喜爱。当杭州、苏州、南京夜的街头，有一组组青年看戏归来，高声朗诵剧中那诗意盎然的台词，当星月辉映他们被艺术激荡的目光，正是中国话剧史初始阶段最辉煌的风景。相信今日我们话剧界的所有同侪，心里都保有这不会褪色的画面。

 

    但是田汉依旧在艺术上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写心境”“写自我”，而且将这与“写现实”紧密结合。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渐次深刻而且成熟。《获虎之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名优之死》则更是中国话剧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获虎之夜》写出了“超悲喜”的艺术之美的境界，正是大悲的结晶；《名优之死》则以非同寻常的办法写出艺术家内心独特的苍凉与悲怆。2008年，田汉基金会曾邀请一个由青年业余演员组成的民间剧社，演出田汉先生的剧作。其中就有《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在简陋的舞台，以最直白的方式和难免幼稚的表演，竟然让观众唏嘘落泪，落幕时刻，掌声骤起。这说明田汉的戏剧具有不会衰老的生命，说明今日的戏剧爱好者和观众，看得懂也需要田汉的“新浪漫主义”。自然，这也提醒我们，在继承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要拓广各种艺术创作的流派，以丰富我们的话剧舞台，让观众来拥抱话剧。今日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继承田汉的戏剧观，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田汉是率真的。夏衍先生曾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倘以黄金论人，田汉起码在九成以上。这是对田汉人格的公允之论。

 

    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中国话剧史上颇为精彩的一页。但是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颇为尖锐的指责。在南京的巡演中，有观众来信，批评田汉的剧作有“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说戏中那些艺术家男女的爱恨和悲伤，无关普通民众的疾苦，更无助于铲除社会的不平；这些剧本还是离生活现实太远。田汉极为重视这些批评。他审视自己总是沉溺于灵与肉的纠缠中，艺术和爱情的主题虽然已经开始从天宇向地面人生降落，但还是离民众和现实颇远，他的声音还像是从遥远的空中朦胧传来。而上世纪30年代的国情正面临急剧的变化，民族的危机正一天天加剧，爱国诗人田汉内心已经在自我搏斗。他认识了共产党人夏衍、冯乃超等，结成了终生的好友。中国共产党又派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加入南国社，帮助他“转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普罗列塔戏剧（无产阶级戏剧）”也给予田汉巨大的启示。1930年2月，上海成立了“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认识了鲁迅先生，并且一同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3月，上海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又与鲁迅先生、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一起被选为常务委员。无疑，这都在促使田汉思想的转化。而安娥的出现对于田汉的转向，有着巨大的助动。这位从莫斯科归来的美丽又豪爽的“红色女郎”，那热烈的革命情怀，对革命理论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深深打动了田汉的心。他更加仔细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内心。1930年初春，田汉决定南国社转向为无产阶级服务，投入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去。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月刊》上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他批评自己“热情多于卓识”，“浪漫强于理性”，决心把过去的得失，清算一过，研究现实的潮流与需要，做出不背离民众之要求，有贡献于新时代之实现。他的自我批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当时领导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瞿秋白同志的高度称赞，也指出田汉关于自己作品有“颓废情绪”“唯美主义”倾向的检讨，未免过于激烈。这说明瞿秋白对于田汉的戏剧观念和浪漫主义是理解和首肯的。新浪漫主义与革命与否无关。

 

    田汉“转向”的第一个舞台剧是《卡门》。这是对Del Rio主演的影片《卡门》的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改编”。那部影片也背离了梅里美的原著，将追求爱情自由的吉普赛女郎卡门写成荡妇。田汉则将卡门写为，为了追求自由而与不平的社会以及爱情的束缚做拼死斗争的姑娘。这恰好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社会状况相合，同当时中国的民气相契。演出极为轰动。这戏虽然有直白的政治色彩，却也是田汉将自己的艺术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的宣言。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田汉立即投入抗日的左翼戏剧运动之中。这时他以《乱钟》一剧表现出将自己的艺术化为民众心声的决心和功力。《乱钟》在暨南大学的演出成为一次激情的民众誓师。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激昂的篇章。

 

    1932年2月，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田汉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又和夏衍、阳翰笙等人领导和组织左翼电影运动。田汉还同小他14岁的音乐家聂耳成为至交，他们合作的歌曲一直在今天还回响在祖国的舞台。这时田汉写了许多名剧，如《梅雨》《洪水》《年夜饭》《战友》《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月光曲》《回春之曲》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其中《回春之曲》是个代表性的作品。依旧是艺术和爱情的纠葛，依旧是荡气回肠的情感，但艺术和爱情都冲出个人的牢笼，升华为对祖国民族之爱用艺术和生命报效祖国。这戏从今天的观念来看，也难于超越。剧中插曲《梅娘曲》，有着永恒的魅力，令歌者和听者，时时都能潸然。后来，田汉又投入组织和领导抗日演剧队的工作，一队队热情奔放的青年戏剧家，投身抗日战场和大后方，掀起中国话剧史上的又一次高潮。田汉还组织领导了一次在桂林的“西南剧展”，成为中国话剧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后来，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地话剧和戏曲院团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贡献。

 

    是什么力量使得将戏剧视为生命的田汉，使得浪漫主义甚至有些唯美主义的大艺术家田汉，将全身心扑向时代，将自己的心灵融进中国的大地，将激情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我不知哪一位今日的戏剧家可以比拟田汉，也不知我们有何资历本钱轻视田汉，以及以田汉为代表的前辈戏剧家。我单知道许多人不再记得他的名字，也有些人轻视他和许多前辈的作品，以颠覆为乐。或者以堂皇的名义曲解他和他的作品。我以为先向先贤低下头，奉上敬意，我们才有希望走出新路。

 

五

 

    田汉的思想是深刻的。他早就在思考用什么形象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最合适，他想到了长城。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田汉就已经写到：

 

    “苦力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并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

 

    前进！前进！”

 

    但是他总觉得单单一个长城，似乎还不能反映开始觉悟了的中华民族的群体形象。中国军队在长城上的抗战，虽然在悲怆中失利，却也鼓舞了中国的民心。物质的长城固然抵挡不住现代的飞机大炮，但长城上抗日烈士们的血肉之躯，似乎赋予了长城新的涵义，中华民族已经开始铸造一条心中的长城。这条长城是万众一心、空前团结，同仇敌忾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要求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弱德之美”，从不主动攻击、侵略别的民族。只有在国土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才会以死抗争，而这种抗争必然以胜利告终，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这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群体性格。我们不是主动地去战胜别人，而是“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于是，田汉的思考渐渐凝为“血肉”“长城”“最危险的时候”“最后的吼声”“万众一心”“炮火”“前进”这一系列的形象和理念。他在许多讲演中，许多作品中，不断丰富“长城”这个形象的新的内涵，终于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将自己的思考完整地喷发而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这首歌，不但完成了一位爱国的、激情澎湃的浪漫诗人、戏剧家，向民族代言人、民族心声呼号者的彻底转化，而且为中华民族、所有华人后裔，竖起了一座同一此心的语言和灵魂的不朽的纪念碑！据说，由于灵感突发，田汉来不及在稿纸上书写，这首歌词是匆忙中写在香烟的锡包衬纸上的。写完后的三四天，他就被反动派政府逮捕，由他的妻子林维中女士交给夏衍的。聂耳主动请缨为这首歌谱曲，完成后，受党的委派东赴日本，以避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幸在游泳时溺亡。一位天才的民族音乐家在异国的海浪中早逝了。他和田汉都没能在第一时间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但是，这首歌仿佛长出了翅膀在中华大地飞翔。抗战的中国军队高唱它，中国民众高唱它，支持中国抗战的盟友高唱它，当时世界第一号男低音歌唱家，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在世界巡演，每次都用汉语高唱它。历史和民族早已选定它是我们的国歌，战歌，呼唤和平、正义的民族之歌，警钟长鸣的居安思危之歌，我们的灵魂之歌。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以为应当抱有深切的感谢之情。没有如田汉和他那一代艺术家们的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或者曾经误解过、委屈过他们，或者今日仍然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估他们的业绩，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的。

 

    田汉和聂耳是两个不朽的名字，我们应当为有他们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