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

    在古都北京的皇家庙宇中，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创建于南京（今已无存），明嘉靖皇帝再建于北京，并曾得到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位皇帝的特别关注。明清皇帝的话语权与导向性，决定着历代帝王庙的发展走势。我想先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对诸帝言论的解析，阐述历代帝王庙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明代：初创与重建

 

    朱元璋崇祀的历代帝王，都是统一天下的开创之主。但是，没有入祀秦始皇、晋武帝和隋文帝，是因为所谓的功德有愧。

 

    考察我国历史，帝王庙之设，远早于明。唐天宝年间，玄宗就在京城长安为三皇、五帝、周武王、汉高祖分别建庙祭祀。但帝王庙冠以“历代”二字，则是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创建的，起因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民族关系有关。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并不少见，而元朝更是一个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但它实行“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地位最低，汉蒙之间文化冲突不断，终成“胡元制主”不及百年的致命软肋。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如何稳定大局，缓解矛盾，形成共识，中华帝系与元朝相互关系，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朱元璋的睿智在于，他以文化祭祀为切入点，在南京创建历代帝王庙，集中入祀三皇五帝和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既体现了华夏、汉民族大一统王朝开国帝王的主体地位，也认可元朝为中华正统，让忽必烈同享崇祀，对缓解汉蒙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帝王形象更为生动，朱元璋把他们都塑成衮冕坐像，要求“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按照“先祖居中，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位次。即把正殿分为五室，正中一室为三皇，奉伏羲、炎帝、黄帝；左一室为五帝，奉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右一室为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再左室为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再右室为宋太祖、元世祖。于是，历代帝王庙俨然成了另一座“太庙”。三皇居中，五帝与历代开国帝王分列左右，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列祖列宗一样，同享祭祀。朱元璋又选择了一批历代名臣，在东西配殿从祀，其中亦含元代名臣。至此正殿崇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16人，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37人。并规定每年春秋致祭，遂成国家祀典。

 

    历代帝王庙于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落成，朱元璋亲临致祭。后遭遇火灾重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竣工。这次重建，立有《敕建历代帝王庙碑》，重点颂扬朱元璋的“重一统”“崇德报功”和“大公至正”。大意是，朱元璋崇祀的历代帝王，都是统一天下的开创之主，即正统王朝的开国帝王，故入祀元世祖忽必烈是适宜的。但是，没有入祀秦始皇、晋武帝和隋文帝，是因为所谓的功德有愧，“故斥而不兴”。我个人认为，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还是贡献巨大的。

 

    朱元璋创建历代帝王庙，意义非同小可。他第一次用庙宇祭祀的形式，彰显了中华一统帝系的历史传承，也体现了对蒙元王朝的民族包容。

 

    嘉靖皇帝采纳陈棐的建议，罢祀元世祖忽必烈。历代帝王庙元世祖之缺位，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京历代帝王庙一直由太常寺负责祭祀。嘉靖皇帝在取得“大礼议”的胜利后，对礼制研究很是痴迷，厘定了不少祭典制度，改建或新建了一批皇家坛庙，新建北京历代帝王庙，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历代帝王庙远在南京，不便前往亲祭，而在北京祭祀历代帝王，只附属于南郊之祀，也很不正规。于是决定在北京新建历代帝王庙。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建成，当年八月，嘉靖皇帝亲临致祭。

 

    与南京不同，北京历代帝王庙，只设神位不设塑像。“庙初，元世祖犹列”。但建庙时，就有翰林官姚涞上奏，请求罢祀元世祖忽必烈，结果被礼部驳回，理由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且“太祖睿断有确”，祖制不得更改。庙成之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又有礼科给事中陈棐上奏说，“元以夷乱华，不宜庙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嘉靖帝从之，于是罢祀元世祖忽必烈，南京亦撤其像祀。历代帝王庙元世祖之缺位，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平心而论，嘉靖皇帝再建北京历代帝王庙，是其功；罢祀元世祖，是其过。他面对蒙古鞑靼部的北患之扰，没有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良策，反而拿撤除元世祖君臣发泄怨气，激化矛盾，有弊无利。乾隆皇帝批评他“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

 

清代：继承与发展

 

    顺治皇帝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亲祭历代帝王庙，并增加几位中原汉族皇帝入祀，撤出辽金元帝王。

 

    同为由少数民族行使最高统治权的统一王朝，清朝与元朝不同，它的统治者深知“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佐太平”（皇太极语）的文武并重之道。即依靠武力得到统治地位之后，必须融入中华治统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强身，坐稳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极为关注历代帝王庙。

 

    顺治皇帝6岁继位，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其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善待”明朝帝王。先是以殉国之名礼葬明朝的崇祯皇帝，将崇祯神位安奉历代帝王庙，并允百官军民为其哭灵三日。不久，为使用明朝太庙祭祀大清先祖，将明太祖朱元璋神位从太庙移入历代帝王庙。二是恢复了对元世祖的祭祀，并借机增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和元太祖入祀。表面上看，是因为满洲权贵与契丹、女真、蒙古同属北方民族，而带有的亲近感。而深层原因，则显然是因民族身份不同，处理民族问题的角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突然离世。顺治皇帝亲政后，努力学习中原汉族皇帝治国理政的经验，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亲祭历代帝王庙，“以抒景仰前徽至意”，并增加几位中原汉族皇帝入祀，撤出新增辽金元帝王。这些做法，后来又被辅佐少年康熙的满洲权贵所否定，多尔衮摄政时的入祀主张再次占据了上风。

 

    清初历代帝王庙，具有过渡性。一是增祀明洪武帝与崇祯帝；二是借恢复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之机，满洲权贵们开始增加“偏安之国”的辽金帝王入祀。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由他一手创建的历代帝王庙，到头来却成了自己神位的归宿。

 

    康熙认为，作为当今皇帝，我要为前代帝王说句公道话。雍正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

 

    康熙曾为中国开创了又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盛世。他在位61年，深感在这个古老大国做皇帝之艰辛与不易。康熙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十分关注历代帝王庙的入祀问题，他超越了各种纷争，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他颁布谕旨，首先回答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祭祀历代帝王之原因。康熙认为，历史上的前代帝王，子孙后裔难觅，而今天统治天下的人，继承的正是他们创建的功业，所以我们要崇祀历代帝王。二是如何确定入祀标准。康熙认为，对前代帝王的评价远未做到公平合理，致使每朝入祀不过一两位。作为当今皇帝，他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即只要不是因无道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帝王，都应入庙享祀。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又提出两点重要意见。一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比如在从祀名臣中，开国元勋居多，辅佐太平的功臣很少，这极不公平。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比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而是坏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故可祀崇祯，不可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对于康熙的这两次圣谕，大学士们花了很长时间领会研究，最后礼部拿出了总体入祀164位帝王和79位名臣的方案，但未及上报，康熙就在当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刚刚继位的胤禛（其时尚未改元雍正）要求速办，于是赶在年底之前，就落实到了历代帝王庙。

 

    可以说，康熙对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的理解，极为深刻、独到。他由此确定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标准，也不绝对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结果，便溘然长逝，但康熙的思想却给后来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

 

    雍正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过去只崇祀少量的开国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国守业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亲祭，大修庙宇，还亲书了《历代帝王庙碑》，反复论证了治国守业君臣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于治国名臣，比起那些开国元勋来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功劳益于国家社稷，他们的品德堪为股肱重臣。

 

    雍正帝本人，就是一位艰辛勤政的守业者，他对治国守业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在他看来，历代帝王庙只崇祀开国君臣，存在重大缺失，国家的长治久安，更需要治国守业的明主良臣。雍正帝的这些阐述，是对康熙之意旨的极好发挥。

 

    乾隆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时，历代帝王庙已历经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能为历代帝王庙做些什么呢？事实证明，乾隆的建树与贡献更加卓越。他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6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10余次颁布谕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奉先殿”级。这项工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实施，离雍正上次大修，尚不过30年。乾隆特地从皇宫府库中拿出银两重修，是为了在更加庄严壮观的历代帝王庙，宣扬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论”，并作为祭祀要义。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及《长律述事诗》，集中阐释他的“法戒论”。主要内容是：在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传统中，值得效法和引以为戒的经历都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代帝王安邦治国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着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效法与戒鉴，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历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最经典的事例；历经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到头来都是一个亡国的结局，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祭祀历代帝王，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得到告诫和警惕，或是学习圣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时，乾隆帝五十有四，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论”作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乾隆主政、治学与庙祭紧密结合的真知灼见。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时不我与，多次强调戒鉴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岁后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在他撰写的诗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他在祭祀仪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身虽已在回宫途中，心却仍流连于帝王庙内，故而久久不能平静。大清子孙要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护者，就要知道敬畏，千万小心根基的稳固，真正做到戒鉴与警惕。这是他不忍心说，但又不忍心不说，而不得不说的话。可见乾隆心里很明白，所谓历代帝王，就是帝王兴衰和改朝换代积累的结果，他从这里，已经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紧迫性。

 

    三是把“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作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则。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发现当年的儒臣们未能体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在“偏安之国”中却只有辽金帝王，这明显违背了康熙本意。为了纠正这种偏差，乾隆专门发出一道谕旨。他用“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华统序（绪）的最大特点，即中华的治统序列就像一条没有中断的线，传承有序、一以贯之。乾隆所说的中华统序，就是指中华帝系。他认为，在中华帝王谱系中，应该包括正统王朝和“偏安之国”的两种帝王；而在“偏安之国”中，也绝非只有辽金帝王。乾隆举例说，从汉昭烈帝刘备（乾隆以刘备为东汉正统，曹操属摈弃之列）到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时间相隔300余年，其间常有英明强悍的帝王和节省勤俭的君主出现。比如北魏雄踞黄河以北，地广势强。道武帝、太武帝经常思考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兴学重教，养育人才，大修水利，怎能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再比如，五代的50余年间，后周的世宗柴荣就是一位贤能的君主，这样的人，不酌量入祀，怎能让千秋公论服气？此外，乾隆还仿效康熙帝作法，认为东汉的桓、灵二帝对汉献帝的亡国负有重责应撤出罢祀。唐宪宗的被害和金哀宗的亡国并不是他们由于无道失德造成的，应予正名，准予入祀。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正式增加了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东汉的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达188位（包括乾隆元年入祀的明建文帝），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体现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亲祭当天，乾隆驻跸圆明园，又写了一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重申他四十九谕旨中的思想，要求再建两座御碑，一座镌刻他的《礼成恭记》，另一座设为无字碑。无字碑的可能寓意是我已经为历代帝王庙画上了句号，无需后人再作评论。乾隆之后，国势渐衰，庙祀不振，只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加上东西配殿从祀的79位名臣，刚好80位，为历代帝王庙增添了新的内涵。

 

当代：温情与敬意

 

    作为历代帝王庙修复工程的亲力亲为者，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帝王庙这处珍贵文化遗产必将得到永续的保护。

 

    六位明清皇帝主导的历代帝王庙的演进历程，既相对独立又前后关联，形成了历代帝王庙的价值体系链条，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尊崇中华统序的一脉相传。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古代中国大体经历了以三皇五帝为传说的古国时代、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时代和从秦汉至明清的帝国时代，形成了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一脉相传的中华统序。明清皇帝既是中华统序中的一环，也是其承继者与回望者。历代帝王庙就是他们尊崇中华统序，认知一脉相传的标志与象征。

 

    明太祖朱元璋“重一统”，入祀的三皇五帝被视为华夏之首，历代帝王都是大一统时期的开国帝王，把元世祖列入其中，是朱元璋对中华统序延续至元朝的正式认可。清康熙、雍正皇帝针对只入祀开国帝王的不足，又增祀了治国守业的帝王，开启了创守之君共享崇祀的新局面。乾隆皇帝从“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高度，认为中华帝系既要有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也要有割据时期“偏安之国”的帝王入祀。他解释说，自远古至本朝约有4500余年，其间正统的与偏安的交替存亡，都和当时的天命所归和人心所向有关，历代帝王庙不可不问，必须公平对待。他批评了顺治初年只入祀辽金帝王是狭隘的偏向，自己又选择了另外一些“偏安之国”的杰出帝王入祀，终使历代帝王庙成为体现“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标志与象征。

 

    中华统序的一脉相传，本来是历史的自我存在，但把它升华为文化的自觉尊崇，并体现在历代帝王庙之中，颇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这样一座庙宇，表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历史意识的文化民族。

 

    第二，尊重中华统序的一体多元。中华统序自古以来就是以华夏、汉民族帝王为主体，包括北方民族帝王和由姻亲关系融合而成的“混血帝王”共同构成的帝王谱系。历代帝王庙入祀的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中，既有大量华夏、汉民族帝王，也有北魏拓跋鲜卑族、辽国契丹族、金国女真族、元朝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帝王，还有不少由汉胡融合或胡汉融合而成的“混血帝王”。历代帝王庙都平等入祀。在建庙之初，汉族皇帝朱元璋入祀了蒙古族皇帝忽必烈，在庙祀鼎盛时，满族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不把自己当外人，自觉融入到了中华统序之中，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历代帝王庙是在中国帝制时代走到最后两站时出现的，清朝皇帝把明朝帝王接续进了历代帝王庙，但清帝逊位后，帝制就此终结，清朝帝王便再无机缘入祀历代帝王庙。

 

    第三，入祀帝王有选择，祭祀要义有明示。历代帝王有明君、庸君，昏君、暴君之分。对此，历代帝王庙有明确的选择。朱元璋在建庙之初，入祀的都是大一统时期的历代开国帝王，却没有入祀秦始皇、晋武帝和隋文帝，理由是他们的功德有愧，“故斥而不兴”，以后，他们也一直被排除在历代帝王庙之外。康熙晚年，更是明确限定，那些因暴虐无道、荒淫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昏暗之君，不得入祀。相反，如果不是因为无道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帝王，可准予祀。但对那些在亡国之前就招致了亡国灾祸的“根源帝王”是不能混入帝王庙，滥叼庙食的，已经入祀者，也要清除出去。

 

    康熙的入祀底线，虽然排除了最差帝王，但入祀者也不全是最佳帝王。乾隆后来解释说，如果纠缠在正面标准的选择上，就会惹起朝廷和学界的纷争不断。面对这种局面，乾隆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明确提出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法戒论”，即对入祀帝王也不要盲目崇拜，因为在他们身上，值得效法的成功之道和引以为戒的失误教训都有，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获得这种感悟和启示。从历史角度观之，帝王作为国家最高治权行使者，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第一责任人。历代帝王庙所体现出的传统不绝如线，文化一以贯之，便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例证。

 

    第四，褒扬从祀名臣的历史功德。在中华统序中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历代的功臣名将，历代帝王的宏图大业，都要靠他们的忠诚、智慧、谋略和勇敢去实现。“忠君礼臣”，便成为古代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也已体现在庙宇祭祀之中。历代帝王庙正殿，主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在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他们或是开国元勋，或为治国良臣，都享有平等崇祀之礼遇。雍正帝把他们的非凡才能，比喻成山川灵气之所聚，赞誉其功劳益于国家社稷，品德堪为股肱重臣。这里顺便提一下，雍正很信服《论语》中的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若深知这个道理，就不会再说一言而兴邦了。这表明雍正帝对“君臣共治天下、两者不可或缺”理念的信服与尊重。

 

    第五，见证了中国建筑的历史辉煌。历代帝王庙，集明清两代建筑精华于一身，见证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辉煌。景德崇圣大殿，是全庙的经典建筑，明嘉靖帝建庙时，就使用了珍贵的金丝楠木立柱，今天已是绝世之作。乾隆帝把殿顶更换为纯黄色琉璃瓦，施用金龙合玺彩画，把规格提高到“乾清宫”“奉先殿”级，显得更加豪华而凝重。雍正、乾隆帝的四座御碑，分列在大殿两侧，东西配殿烘托着主体大殿，更是气势恢弘，蔚为壮观。整座庙宇高低错落有致，前后层次分明，处处显示着皇家庙宇的风范。当年庙前街建有两座景德街牌楼，均为明代原构，异常精美。如今在首都博物馆大厅复建了其中一座，历代帝王庙当年的皇家气派可见一斑。

 

    今天历代帝王庙，已是一座“绝版庙宇”，也是硕果仅存的唯一集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历代帝王于一体的历史纪念场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它的保护工作，是在经历了百年沧桑、满目疮痍之后才实现了重大突破。民国初年祭典废除，庙改作他用，最后的使用单位是北京159中学。从2000年底到2004年春，北京市和西城区政府实施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包括搬迁学校、修缮庙宇、恢复陈设，举办展览，实现了对外开放。作为这项工程的亲力亲为者，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帝王庙这处珍贵文化遗产必将得到永续的保护。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帝制湮灭，走向共和，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作为后人，我们理应对先哲前贤怀有温情与敬意，更有责任反思历史，有所效法，有所儆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