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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比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更具弹性的文学概念，作家群通常是指具备一个或几个共性特征的创作共同体。或为风格相近，如“山药蛋派”之为赵树理等上世纪50年代“山西作家群”；或为社团，如“新月派”之为上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群落”；或为代际共同体，如“80后作家群”；或为身份共同体，如“知青作家群”；或为性别共同体，如“五四女作家群”。作为地域/区域创作共同体的作家群，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多见。如十七年间以刘绍棠为代表的“北京乡土文学作家群”，新时期的“陕西作家群”“中原作家群”“江苏作家群”等。这些作家群落，虽以地缘命名，但也含有创作风格相同或相近的指向。
习惯以地域划分作家，源于中国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家庭本位文化，重血亲、亲地缘的情结浓郁，逢同姓称“家门”、逢同乡而热络亲近。重地缘，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各显魅力，同地域作家在文学承传、审美趣味、题材主题、手法风格等方面容易显出某些共性特征。
当代文学常以区域作家群概念取代地域作家群概念，与国家文学一体化时代文学管理体制相关。1949年以后，国家从思想、组织、阵地上对文学实行了全方位的领导和管理，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体化时代。国家文学由中国作家协会统一管理，而作为国家文学组成部分的各省市县（区）的文学亦有相应组织管理协调机构，评价、总结各行政区域的文学成就亦是常规性工作。当文联、作协仍然属于半官方的群团机构，当文学成果仍然以行政区域划分高下，各地文学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自然会以区域内的文学作为整理、总结对象，并以“政绩”的方式予以张扬。区域作家群概念的广泛使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尽管地域作家群和区域作家群这两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混用的，但细究起来，二者有重合亦有区别。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因而地域作家群的概念更着眼文化，更注重传统。而区域作家群的概念更有当下意味，更具行政化。区域作家群作为一个有别于地域作家群的概念，它显现了一体化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下的中国特色。
但是，更要注意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落的含义和重要性都发生了变化。地域/区域作家群概念的淡化和意义的退隐已是不争事实。
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三大趋势。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地域、民族的壁垒，使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自幼就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接受文学的熏陶，因此封闭地理中的文学时空和地缘式审美环境不复存在。在同一地缘美学趣味中结成的具有相同或相近风格意味的作家群亦只有地理意义，而无风格含义。
城市化亦是全球性的浪潮。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它不仅是一个物质交换、商品消费、身体享乐的便利场所，更是生活方式自主选择、潜力自我发挥、人性自由升腾的广阔空间。相对而言，乡村是血缘的、等级的，富于依附性；都市是个人的、平等的、自由的。商品交换的平等性，公民身份的独立性，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是都市社会对人的自由的保障。城市化之于文学，则是更个体化的自由表达。因此，乡土情结和方言俗语式的地域文学因素更加淡化。
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手段的高科技化，则是更彻底地创造了一个“去区域化”的审美时空和文学时空。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把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描绘为一个去掉了地理空间阻隔的平面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地域之于作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因此地域作家群的共性更不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经济发展、便捷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当代的文学群体、流派大大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和旧有的文人小圈子传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世界性潮流中，经济的、代际的、性别的差异已经远远大于地域的差异，并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各地域作家的创作姿态。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的作家，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文学）思潮和创作中，各地域文学呈共性突出、个性复杂的状况。可见，现代性对地域性因素有明显的削减、遮蔽，地域性越到现代越淡化，地域性作家群也越来越失去地域特征。
那么，当下地域/区域作家群的存在意义和研究价值何在？
必须指出，地域/区域作家群会长期存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是大势所趋，但非全面现实。当今中国仍处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交叉融汇的状态，传统地域文化、乡村文化依然活跃，文学的地域性因素依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尤其在农业文化积淀较深厚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较封闭的边远地区，受上述现代性因素影响相对较少，基本上留存了传统式地域性作家群的形成条件，作家容易抱成团队、形成群体。何况全球化并不完全排斥本土性，文学总是某一地域的作家表现特定地域生活的创作，因此地域/区域作家群依然会存在，它体现了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但是，当下具有某些创作风格趋同性的区域作家群，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小。总结今天的省级作家群，其行政区域意义远远大于文学风格意义。但如果再细分到地市县（区）作家群，则多少具有题材、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共性。事实上，文坛近些年关于作家群的话题，也更多地集中在对小型（或曰小区域）作家群的关注上。如以周大新、二月河、周同宾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以阿成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还有西南边陲崛起的以夏天敏、雷平阳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以东西、鬼子为代表的桂西北作家群，活跃在辽宁西部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作家群”等。因此，小区域作家群应是今后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同时，在国家、地方总分式文学管理体制下，各区域作家管理机构可适当结合本地作家资源和文化资源，以作家群的名义，集束推出有地方色彩的文学成果。如湖北省作家协会近年来出版了《青年作家丛书》和《农民作家丛书》。前者展示了8个文体、风格、创作方法各异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显现了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地方文学团队的整体水平，对他们的后续创作是一种激励。《农民作家丛书》是在办农民作家辅导班和广泛征集选题的基础上，由专家评出10位人选，聘评论家为导师，一对一指导后专集出版。这些农民作家来自湖北各地，但共同的乡村经验使他们的作品有较大共性，如颂歌主题、道德评价、线性叙事、朴素语言、写实风格等。系列作品的推出，既活跃了基层创作，又繁荣了农村文化，受到各方关注。这种效应，显然不是单个作家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显现出区域作家群的存在价值。
（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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